隋大业年间（605-618年），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常州成了"三吴襟带之邦，百越舟车之会"，是向朝廷交纳"贡赋必由之路"，太湖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出产的大米多运到常州来出售，南方缺粮的福建、浙江等省都来常州采纳大米，"产者输之，购者集之"，使常州逐步形成米市。
到了宋代，封建统治者为加强对人民的剥削，在常州设江浙、荆湖、广西、福建路都转运使司，专门承办漕运事务，漕米由最初的几十万石增加到300万石、500万石，最高达700万石。加上经这里转运的漕粮，不时出现籴米交赋和粜米交银之事，更加促进常州米市的繁荣和发展，粮行、米号、堆栈等应运而生，连粮食集散地石皮场也因此易名为米市河。而运河更是一派繁忙景象，白天，千帆竞发；晚上，停泊在岸边的漕运船挂起一盏盏桅灯，绵延数华里，宛如一条火龙，常州西郊十景之一"毗陵灯火"就出典于此。
然而好景不长，从明中叶开始，常州米市就逐步衰落。常州米市衰落，一与运河有关，二与围湖造田有关。先说运河。明时，京杭大运河不断在变，主要在黄（河）、淮（河）之间，黄河南高北低，经常出现北绝，一北绝就冲垮运河。后来朝廷采取两条措施，一是在北岸筑堤，一是"改运避黄"。"改运避黄"从明嘉靖年间开工到清康熙年间完工，历经百余年。但到清咸丰五年，黄河又北绝，把运河一分为二，其时正值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清廷无力顾及整治，只好在上海雇沙船（私商船）从海上运粮到北京，闽浙等省的漕粮不必再由内河途经常州中转，运河漕运从此衰落，常州米市也从此一蹶不振。再说围湖造田。明代中叶，当政者不借鉴前人治水的经验，却花20年时间在常州以东围湖造田，使芙蓉湖、阳湖大为缩小，造成常州城乡水源不丰、水位失调的局面。到清道光五年（1825年），芙蓉湖、阳湖已变成狭窄的河道，湖也日趋缩小，增加了与常州城区的距离，常州失去江水、湖水、河水的相互平衡和相互调节，呈现出水源不丰，交通阻滞的状况，常州米市逐渐东移。
--录自《常州晚报》二OO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十五版 莫梓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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