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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看来,蔡澜拥有的人生和所过的生活,无疑是令人艳羡的。身兼电影人、美食家、商人等多种身份,又有“香江才子”之名,一辈子活在聚光灯下,受人尊敬和仰望。就连人人切齿想逃离的工作,他都有幸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和美食、电影这些令人赏心悦目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切切实实是在“任性生活”。
    这本《不如任性过生活》,也确实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任性潇洒风流名士的滋润日子。全书三大版块,就专门辟有《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一栏,来讲蔡澜的“腐败”生活。在这一版块的49篇文章里,他絮絮叨叨谈自己走遍世界吃过的美食,谈自己饮茶品酒的心得,谈自己逛花市、潘家园旧货市场的闲散时光,谈对诗词和对联的看法,谈打台湾麻将和做SPA、泰式按摩的感受,谈对猫、对书、对波斯地毯的一点了解和看法……文笔倒不见得多了不得,但贵在真性情,率性自由,而且几乎什么东西都可以入文,常常能发现我们所忽略的生活之美和情趣况味。虽然蔡先生以懂美食、会生活著称,但他其实不只是美食家,还是个“鸡汤”好手——我想这也许正是他的书畅销的原因所在。这本书里,讲他美食心得和生活情绪的文章只占了一半不到的篇幅,另外一半多的篇幅,其实都在讲他的人生态度和对生活的思考。
    在这本书里,他会谈自己一生不要子女的感受,会谈对神童精英教育等社会现象的看法。他还会告诉我们,“穷开心,总比有钱不开心好”,“刹那光辉,好过一辈子平庸”,“没有意义,就是人生的意义”;他劝诫我们,“人生不应该在小节上浪费功夫”,“心平气和,不要太以自我为中心”,“每天都比昨天过得快乐一点”;他也激励我们,“默默耕耘,自然名利双收”,“心若年轻,永远不老”……孔子“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这本书之所以叫《不如任性过生活》,想来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年逾七十岁老人,在经历了人生百般况味后, 写下的超脱之语。其间淡然的处世智慧和对生活的认真态度,我们可以欣赏学习,但也不可矫枉过正,当真就随心所欲,万事不管不顾,只求心里痛快。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蔡澜,没有他的才华和功成名就;我们也还没有到他那个年纪,盲目任性,也许只会画虎不成反类犬。
    更何况,蔡澜的潇洒背后,其实远不是人们所看到的表面那样轻松。据说读书时,为了能看懂外文电影,蔡澜曾上午读中文学校、下午读英文学校;为了写作的灵感,他也始终保持惊人的阅读量,他自己也曾经说过,“我是很努力很努力做人,这样才有今时今日。”
    “能够一大早就喝酒的人,代表他已经是一个可以主宰自己时间的人,是个自由自在的人,是很幸福的。这一定是他争取回来的身份,他已经付出了努力的代价,现在是收获期。”他在另一本书《今天也要好好吃饭》中所说的,其实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好好吃饭,认真生活是态度;活得认真,才能活得精彩,才能有资格任性。不过,正如蔡澜在这本书里所告诫的,名与利,可以努力,可别让它控制你。

 

 提到“忧郁星期天”,人们会想到莱索•塞来斯的死亡圣曲,想到比约克的悠远歌声,想到电影《布达佩斯之恋》里美妙的女人和爱情,惟独找不到却很期待的,就是和这些东西同样美好的那一本书——《忧郁星期天》。最近,世纪文景推出德国作家尼克•巴科夫的小说《忧郁星期天》,与读者分享这个熟悉而陌生的故事,以及文字带来的特殊感受。


   故事发生在纳粹当道的二次大战期间,在这个热爱生活、乐于享受的城市布达佩斯,一位叫做查波的犹太商人经营着一家餐馆,,他过得轻松而愉快。他雇佣了一位钢琴师,这位气质忧郁、才华横溢的钢琴师创作了一支曲子,取名“忧郁星期天”。精明而厚道的查波帮助钢琴师卖出这支曲子,使得这首感伤的曲调成为欧洲乃至全世界风靡一时的旋律。可是,怪事发生了,很多人自杀身亡,他们死前都在听这首乐曲。原因并未查明,纳粹组织请钢琴师去问话,敏感而忧郁的钢琴师为了保护尊严而自杀。随后,犹太商人查波先生被关进集中营,难逃死亡的命运。而借他发财的德国军商魏克队长在战后成为英雄,备受尊重。多年后,魏克队长又回到布达佩斯这家餐馆,恍惚遇见同样垂垂老矣的查波先生小说以欧洲特有的诙谐幽默来书写时代的苦难,生活与破坏生活、唯美享乐与霸权野心、美丽与丑陋、尊严与虚伪之间的强烈对比,令人震撼。如果说电影版的《忧郁星期天》是好莱坞化了的欧洲风味,看起来很浪漫,那么小说版则是原汁原味的布达佩斯菜肴(就像客人永远会点的那一道肉卷),是浓烈而忧伤的生活的滋味。

小说中有很多精妙的句子,都出自查波之口,比如“我可以从锅子里闻出未来,您可以从旋律中听出即将到来的世界。”又如“旧讯息不一定就是坏讯息,新的也不一定就是好的。”这个以奉献美食为自己职业操守的厨匠,以味觉判断是非善恶,甚至预测未来的世界,有时让人发笑。他的酒,在书中散发出人性的香醇,令读者津津品味。

 人的专注力有其限度,要随时有意识地注意某种事物并不容易,不过只要这个想法根植于心,就能慢慢培养出有意注意的习惯,而有能力掌握事物的本质和核心,做出准确的判断只要像使用锥子般,将所有力量集中在某件事,那么任何人应该都能顺利达成才是所谓集中力,是由内在念头的强度,深度及广度所产生,要完成任何事物,动念头可以说是一切的起点,而最后的成败关键则看你的期望有多强烈,能否长期坚持并为达成目标而付出努力。人要学着不管到了什么年纪,都能心中有梦,都可以在心中编织更美好的未来。没有梦想的人不会有创造力,不可能成功,人格也不会有所成长。因为,编织美梦,动脑去想及坚持努力不懈的过程,可以让你的人格得到充分的锻炼,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要郑重强调,梦想与念头是人生的跳板。真理的布是由一根线所编织出来的,把各种事物的现象单纯化,会越来越接近其原始的面貌,也就是接近真理。

    如何决策:以人的角度来看事情的对与不对,好与坏,能做与不能做,这些规范人类的道德和伦理,不妨就直接当作经营的原则与判断标准来用。因为,经营也是由人去从事种种以人为对象的行为。因此,所有的该与不该,能与不能的判断标准,也不应该逾越人的基本规范:不说谎,不贪心,不给人添麻烦,要诚实,待人亲切。无论人生或经营,都应该秉持同样的原理原则去行事,在这些原理原则的引导之下,应该也不至于犯下什么大错。也因此,我能正正当当从事经营而无所惑,并进而获得成功。唯有自己亲身参与所得的实际体验,才会成为最珍贵的资产。拼尽全力,活在当下这一刻。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做决定时动不动就把合理挂在嘴边,而且,衡量所谓道理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标准,并不是社会的习惯或常识,而是他们自身的原理原则与价值观。
才能和功劳不该为私人所有或独占,而应该用于对他人,对社会有益之处。
    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心存感恩。遭遇困难的时候,就感谢赐予成长的机会,好运当头的时候,更要觉得自己何其有幸,而心存感恩,至少,也得告诉自己应该那样去想,在自己的心里预留一个存放感谢的空间。多少才是满足的呢?的确,感谢的念头是因满足而产生的,不会因为不足,不满而产生的。可是所谓的满足与不足到底是什么呢?只要拥有一颗懂得感恩的心,那么就能得到满足的感觉。
    坦率之心,是一种谦虚的态度,要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之处,然后不惜一切去尽最大的努力,要长大耳朵听别人的意见,以真挚双眼看待自己,然后双管齐下不断发挥作用。把自己放空,多为别人着想,把自己的事情摆一边,竭尽所能为世间,为人类付出。而且有了利他的想法,烦恼的毒害将彻底消除,手欲望蒙蔽的心也将重新展现美丽,然后才能刻画出美丽的愿望。劳动所伴随的意义,劳动是人类借以提升心性,实行精进的场所。动机良善,事情一定能成功。灾难会把依附在灵魂上的业障带走,因为受到灾难就可以把业障消除真我的外围是带着重重业障的灵魂,再向外还有一层充满各种欲望的本能。

 历史总能给人以展望未来的启示。然而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历史,由之而来的启示也各自不同。说实话,如果你想从历史中找到某些规律和教训来支持你对未来的规划,你几乎总能找到的。

成功者如果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成功的,那他将很难复制这一成功;而失败者如果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怎么失败的,恐怕难免会重蹈覆辙。话虽如此,但面对历史上像罗马的兴衰、西方的兴起这类宏大命题,世人往往莫衷一是,几乎不可能有某个理论能令所有人信服,因为在这样庞大而又无法重复的事件中,你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因果链条。
    以西方的兴起为例,正如伊恩•莫里斯在本书中简洁概括的,所有的解释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西方的兴起是“长期注定”的,另一类则强调那只是“短期偶然”所导致。前者强调有某个关键因素(人种、地理、文化、政治等)在很久之前(常常追溯到古希腊)就决定了工业革命必然发生在西方;而后者则认为西欧不过是运气较好而已,而且其优势直到1750年代仍不明显,换言之,西方的兴起不仅偶然,而且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不过是最近两百多年的现象。
    确实每一种理论的提出都难免会受到时代限制。1750-1950年间几乎所有解释西方兴起的理论都是“长期注定”这一派的,而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西方主宰的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理论与其说是解释了历史,不如说是洋洋得意的西方人为了解释自己的优势是必然的,正如一个贵族在回溯历史时为了解释自己因何比其他人高出一等,总是会诉诸一些看起来命中注定的因素。而“短期偶然”理论本身的产生,也与它所处的时代不无关系:它本身是战后新思想的产物,代表着西方文明内部的一种反思精神,在这个时代,如果将西方的优势看作是与生俱来的,会是让思想界的人浑身不舒服的一件事,那更像是胜利者的诡辩,以及一种自认是上帝选民的不合时宜的自负。
如何尽量避免这种限制?看起来答案之一是把眼光放得更长远。和传统上解释西方兴起的诸多理论不同,《西方将主宰多久》的时空跨度极大,实际上涵括了所有已知的人类历史,上溯500代共一万多年。这么做的好处之一就是让人看到兴衰波动在历史上乃是不足为怪的常态,而不至于为一时的短时趋势所束缚。在作者看来,早期历史上西方确实长期领先,“如果我是在公元500年时撰写这本书,那么我极有可能成为一名长期注定理论家”,但事实是在那之后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一次逆转,之后又有一次大波动,如果因此而将某一方一时的优势看作是历来如此的,那将是对历史的误读。
在这么长的时段中,文化、政治之类以往被强调的无形因素似乎都显得无足轻重了,因为在他看来,不管是哪里的人类,在智力和体质上并无不同,而不同地区的人类所面临的挑战也是类似的,不管他们最终以什么速度、什么理由、用什么方式,最终都自己找到了解决之道。他以一个考古学家的眼光考察了东西方在文明肇始之后的社会发展,结论是:那些标志着文明的社会的各种标志性要素,在东西方都出现了,尽管年代上或许某些事物西方出现得更早一点,但关键是“东西方发生的事情不仅相似,而且发生的先后顺序也差不多”。东西方互相独立,但各自沿着相似的历史轨迹前进,这本身说明西方并无特异之处;没有什么物质文明是永恒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西方的优势,也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短暂插曲。因此,他的结论是:“生物学和社会学能解释全球范围内的相似之处,而地理学则能解释区域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地理学解释了西方为何主宰世界。”在他看来,是地理这一非人为因素致使中西方走上了不同道路,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地中海”,因而就缺乏廉价和便捷的水运通道,导致贸易活动只能局限于相对较小的范围内;其次,地理因素使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容易到达美洲。他反复强调,“明朝的中国永远也不可能创造一个西方后期大西洋经济的东方版本”,因为对中国人来说“地理是一个极为不利的因素”。
这乍看起来像是又一个“长期注定”理论——地理决定论是许多“长期注定”理论学者的钟爱;但同时其中又包含了一些“短期偶然”理论的观点,例如彭慕兰和弗兰克都认为西方的运气始于偶然发现美洲,从而产生了一个能为工业生产提供动力的贸易系统。不过伊恩•莫里斯显然也清楚地理决定论可能的弱点,因此他又强调“虽然地理位置决定了社会发展过程,但社会发展也改变了地理的含义”,尤其到21世纪地球村的时代,“当社会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地理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地理空间的分隔已经不再成为文明发展的关键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说,东西方之间的竞争才刚刚开始,因为此前双方并未真正自觉地意识到这种竞争,也并未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然而,全球时代又使得这种竞争看起来失去了意义,正如作者所言,“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一大问题,并不是西方是否会继续主宰世界,而是我们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能否在灾难使我们一蹶不振之前,突破创新,进入一种全新的生存模式。”这事实上也是他立论的出发点,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理论关怀的不同,导致了他的论证过程的不同。

确实,若是果真如因果决定论者所言,人的行为都是其它原因的必然结果,那么自由意志根本就只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因为无论你做什么,最终所谓的“历史趋势”都是大致相似的。在这种观点下,巨大的人类社会看上去就像是一团混沌的云气,单个变量的变更并不影响最终的实验结果。这对许多人来说无疑是一大打击。当然反驳这类观点的也不乏其人,卡尔•波普尔就曾说:“相信历史有固定的命运,是一种纯粹的迷信。……不可能以科学或其他任何理性的方式,预测人类历史的方向。”加州学派的王国斌也强调:“我们对复杂情况预测的结果不一定正确。事实上,我们也许会得到最不可能发生的结果。当我们追求惟一可能的结果时,我们是在使用决定论的逻辑,对整个事件作简单的解释。”事实上,相信“历史有固定命运”的历史决定论,在现代是极为盛行的,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就普遍抱持一种认为世界将不断线性进步的历史观及其伴随而来的使命感。反过来,那种认为偶然性的力量可能改变历史的观点(“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如果短一点”,以及期望穿越回去改变某个历史节点),长期以来被认为不足以严肃对待的,也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世界观格格不入的。诚然,历史不是实验,它无法重复,我们也不可能复原其所有条件。在每一个历史节点上,都可能有诸多不同的道路。强调历史在这些节点时,其发展方向是开放的、而不是早已决定的,事实上也是为了肯定人在选择不同道路时的自由意志。这首先又以一个判断为前提,即是否存在着本应合理走上的不同道路,如果人是没有选择的,那他就成了“历史意志”和“历史规律”的提线木偶。落实到历史细节中,应当承认人是在一定限制之下有其自由选择的意志的,正如《事故共和国》一书中所言:“历史学家的问题在于是否存在着合理的选择。在美国事故法的案例中,答案看起来是肯定的。历史中曾经存在着不同的制度方向,它们是我们的法律体系可能走上的制度方向,也是他者的法律体系实际走上的制度方向,更是我们在一个世纪前曾认真试验的制度方向。”如果否定这些历史中的选择、试验,忽略这些细节而专注于强调历史规律的限制,那恐怕是过犹不及的。伊恩•莫里斯观点的要害也在此。确切地说,他并不认为历史人物是自觉地沿确定方向前进,他只是认为他们必定只能如此,就算有选择,结果也不会有大的差别,这就否定了历史的不可预知性。正因为他所着眼的“规律”太宏观,所以他往往倾向于轻视任何人为因素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但创造历史的毕竟还是人本身。地理因素固然使西欧人便于发现美洲,但如果没有这一新大陆的存在,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就不会发生了吗?如果中国人先发现美洲大陆,就能促使中国进入到一个变革的临界点么?答案恐怕都是否定的。
最终,他和“长期注定”和“短期偶然”这两派理论家说的,其实都根本是两回事,那根本不是相等理论条件下的对话。尤其后者通常都是经济史学家,关注的是不同社会的文化、制度等种种人为因素为主,反思也最终落在怎样的制度选择才导致了不同社会的不同道路,这与《西方将主宰多久》的关注点有着显著的不同。
     毫无疑问,对于“西方将主宰多久”这个问题,中国人恐怕是最关切的人群之一。因为在这里与“西方”对应的“东方”,其实主要是指中国;而且,中国人一直未忘怀在历史上那场漫长的角力中,中国曾居于领先地位,因此我们在内心深处实际上将近年来中国的兴起视为是“回归历史正常状态”的一次纠正。说到底,东方和西方都是巨系统,而每个巨系统内部总是充满各种混杂的矛盾,没有哪个巨系统的运作能保持长期的自我完善,毕竟都是人制定的制度,都可能遇到事先无法预见的极端情形,关键是要有多元的试错能力。不管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历史总有“意外”:早先人们相信新教是现代化的必要动力,而日本的东方文化则是其阻碍,但最终日本也成了发达国家,证明这些文化因素即便不能促进,至少也无碍其实现现代化。每次出现这样的例外,就需要新的理论解释,毕竟,现实不可能去遵循和适应理论。

 刘墉的书,我一直很喜欢早期看过很多,《萤窗小语》系列,《我不是教你诈》系列,《你不可不知的人性》系列,无不深刻揭露了社会百态,人生名利,刘墉先生有一颗很热的心,一对很冷的眼在观察着我们这个世界,其实他所经历的事情,我们可能也碰见过,但是,我们欠缺的是一种对于某件事情的冷眼旁观,我们只是主观的在自己的思想下作出判断,而刘墉却可以跳出去,站在旁观者的身份,看清事情的本质。

    刘墉先生的作品以辛辣幽默的文笔和短小却意味深长的故事,纵论人性善恶、世情明暗,帮助广大青年读者划出安全底线,点解处世禁区,进而能从容应对职场上的变幻风云和人生中的环生险象,本书《把世界带到你眼前》是继《人生百忌》《人生百忌2》之后的该系列完结篇,本书包括三十个为人处世的禁忌,对于初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如本书中的一篇《忌拍照没戒心》,与人合影本为正常之事,但就是害怕被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如果你是一位名人,有热情的喜欢你的观众非得要和您合影,你盛情难却,跟他合了一张照片,你觉得没有事情,可是,后来你发现你和他的照片出现在各种网络,媒体的广告版面上,广告的产品内容是保健品,你说你冤不冤?你可以和他对簿公堂,告他侵犯你的肖像权,可是事情到了最后,你看他受到的伤害并不多,再看看自己,惹得是一身的骚味。
就如同书里的那位画廊老板,看到一位大师来到画廊,非常开心,强烈要求和大师合影一张,大师被其热情感染,勉为其难的何其合影,本以为相安无事,没想到此后这个画廊竟然挂着这张照片在卖这位大师的作品,当然,这些作品肯定都是临摹的赝品无疑,但是,来购买画的人有几人可以辨识出真假呢,再加上大师的照片这么一放,更加坚定了购画者的信心啊,“大师的照片都有,可见这个画廊的老板和其关系不错,这画应该假不了。”购画者的心态无不如此,可惜,人性的阴暗面还是防不胜防啊。自此以后,大师绝不与任何不相识的人照相合影。
    我们读刘墉的书,是要把这个社会,把人看清,要利用这些书中的故事来提醒我们身边的人不上当,不做错事,不受骗,中国人本来就非常聪明,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聪明都用在正道上,很多人都把这些聪明用在了歪道上面,我们不可能不遇到这种人,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人的时候,一定要提防一下,别被这些别有用心的人下了套。
刘墉的此书中除了揭露人性之外,更有一些日常生活中细节,这些细节的事情可能我们都没太在乎,但确实是很重要的,比如你和他约会,你感觉你应约,应该要早到一些,这样才显示出你的诚意,但是,你早到了,主人家却没有准备,你看到了一些不应该让客人看到的景象,比如家里乱糟糟的,还没有收拾好,你早到了,主人还得准备宴席还得陪你聊天,导致手忙脚乱,如果你按时到,则不会出现此问题,所以,有时候你应约前往的时候,务必要准时到,千万不要早到,迟到也不应该,准时到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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