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
华罗庚、曾昭伦等抵达美国后，随即“各就各爱”分赴各处。华罗庚先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研究工作，并以客座讲师的身份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数论课。
据徐贤修回忆：“这时他已是著作等身的学者，但用功之勤，远胜于青年学者，而且工作领域又非常之广。笔者1947年正在该高等研究院研究，目睹种种，对他的治学精神钦敬之至。”
一次，华罗庚到麻省理工大学去演讲，结识了该校教授勒文荪先生。经勒文荪多次鼓动并鼎力相助，美国霍浦金大学医学院的一位很有名望的外科医生，在伊利诺斯州阿尔卫勒城的一家医院里，给华罗庚的左腿做了外科手术。
手术前一天，他的术前报告单已由在美国的同窗好友徐贤修代为签字。手术那天，那位外科医师花了4个多小时，才将他那痛苦了18年的痼疾一旦祛除。
手术后，罗庚长时间昏迷不醒。护理人员不间断地用“Mr．Hou”、“Mr．Hou”呼唤他，可他就是躺着不吭不响。护士没办法，只得请来了徐贤修。徐贤修只是在他的耳畔，用金坛话轻轻地唤了一句“华先生，你究嗲呖(怎么了)?”华罗庚一听是中国人的声音，而且又是老乡的腔调，眼睛一下就睁开了。大概是，异国窗前，乡音最甜！
华罗庚是在1947年4月13日进的医院，在那儿住了4个多月，直至左大腿弯曲部分终于纠正后才出院。
他治好腿，兴奋异常，穿了一只高一些的鞋子拍了一张在医院散步的照片寄给国内的妻子。吴筱元逢人便说：“我家罗庚的腿在美国治好了，你看这张照片!”
1948年春，华罗庚应聘担任美国伊利诺大学终身教授。不久，吴筱元带了华俊东、华陵、华光三个儿子飞往美国与华罗庚团聚。
华罗庚在乌尔班奈的伊利诺大学生活得平静而安乐。他热诚地指导学生们解析数论，那些学生也很敬爱他们的老师，常开了汽车来他家进行家庭聚会。好友徐贤修也经常开了专车到乌尔班奈来，两家人一道外出旅游。那个时候，华罗庚过着他有生以来乐业安居、心宽体胖的最快乐的日子。
1948年3月，国内的中央研究院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了中国第一届院士81人，其中数学家5人，华罗庚名列其中。
华罗庚在美国的这些日子里，数学研究的范围扩大了多复变函数论、自守函数和矩阵几何。
在加州大学工作的美国数论学家莱麦尔说：“华罗庚有抓住别人最好的工作的不可思议的能力，并能准确地指出这些结果可以改进的方法。他有自己的技巧，他广泛阅读并掌握了20世纪数论的所有制高点，他的主要兴趣是改进整个领域，他试图推广他所遇到的每一个结果。”美国诸多数学家一听到人提到华罗庚的名字，便会说：“我们有一个著名的关于同构的定理，叫‘华氏定理’，那必定是同样一个华!”
在伊利诺大学工作期间，华罗庚就经常与左振学生严东生等一起在家聚会，他们密切注视着国内时局的发展与战争的进程。
1949年l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在海外传媒上公布以后，华罗庚即想返回祖国大陆。尽管当时的伊利诺大学竭力挽留他，他还是执意回国。
华罗庚是个很有主见的人。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与旧社会的黑暗，他一直向往民主与自由。在昆明期间，他更多地受到了民主人士闻―多、李公朴等人的影响。据他的好友王时风回忆，他在昆明时就曾想去延安，还曾将这个想法透露给闻一多；他“对于延安撤守的消息是十分心焦的”、“听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讯息，他心境变舒畅了。在通信中，渴望知道更多的解放大军的进程。”他平时较多地接触到的亲友中的共产党人如王时风、钱闻、胡柏寿等，这些人的政治理念不可能不影响到他。随着他的访苏三月，那里的社会主义也使他颇为向往。他有一种纯真的爱国爱乡之心。在他确知中国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政权，中国有了和平民主建国的条件之后，他相信他的科学知识可以服务于国家社会。也相信执政的共产党，会尊重知识分子，并以他们的一技之长建设新的国家。基于以上信念他便毅然决定：回祖国大陆去!。
1949年年末的一天，他怀揣着女儿华顺从大陆给他寄来的一进门就兴奋地大声喊：
“筱元，快把酒给拿出来，今天吃饭要喝酒!”
这年的寒假，华罗庚以要去英国几所大学讲学为名，很快给全家弄到了去伦敦的船票。随后他便携着妻儿登上了一艘邮轮，从旧金山出发了。
华罗庚的精细在于“明修栈道，暗渡阵仓”。行前的一天晚上，一位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委员在旧金山他落脚的一个旅馆来看他。为“保密”起见，他只字未向来人透露离开美国的真正意图。其实，他的一家并没去英国，只是绕道欧洲，而后从地中海经印度洋直奔东方。同船回国的还有浙江大学著名教授陈建功的学生程民德，他俩也只是心照不宣。
到了香港，他将自己关进了一所旅社，急急地起草了一份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文稿。
1950年3月11日，新华社以“公开信”的形式，向全世界播发了这份文稿的全文。
信中，他发自肺腑地对他在全美的同胞们说：
坦白地说，这信中所说的是我这一年来思想战斗的结果。讲到决心归国的理由，有些是独自冷静思索的果实，有些是和朋友们谈话和通信所得的结论。
我们怎样出国的?也许以为当然靠了自己的聪明和努力，才能考试获选出国的；靠了自己的本领和技能，才可能在这儿立足的。因之，也许可能得到一结论：我们在这儿的享受，是我们自己的本领，我们在这儿的地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但据我看来，这并不尽然的，何以故?谁给我们的特殊的学习机会，而使得我们大学毕业?谁给我们所必需的外汇，因之所以出国学习。还不是我们胼手胝足的同胞吗?还不是我们千辛万苦的父母吗?受了同胞的血汁栽培，成为人才之后，不为他们服务，这如何可以谓之公平?如何可以谓之合理?朋友们，我们不能过河拆桥，我们应该认清：我们既然得到了优越的权利，我们就应当尽我们应尽的义务，尤其是聪明能干的朋友们，我们应当负担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前巨大的人民的任务!
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地，归去来兮。”
但也有朋友说：“我年纪还轻，不妨在此稍待。”
但我说；“这也不必。”
朋友们，我们都在有为之年，如果我们迟早要回去,何不早回去，把我们的精力都用之于有用之所呢?
总之，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1950年3月17日，我国务大报纸，均以显著位置刊发了新华社的一则简讯；
“闻名全世界的我国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已于本月16日自美国返抵首都北京……”
倚墙作梯
华罗庚回到北京之后，就住进了清华园南校门内不远处的家属宿舍内。
那儿是个比较僻静的所在，林木葱茏，花草繁茂。一道半圆形的爬满藤萝的残墙，将一座不大的上下两层的古朴的小楼房和楼下几排简陋的平房团团围定。
华罗庚一家就住在稍后一排平房里。不远处，便是新中国最早的数学研究所的所在地。
在国外住惯了洋房别墅的华罗庚，很乐意地将他的全家安置在这里。
国务院专家局的一位领导曾来此看望过他，认为他住这样的房子一与他的身份不符，二是国际影响也不太好，几次要安排他去住高级寓所。他笑着对那位领导说：
“我们家乡的茅山，住过一个叫陶弘景的人。此人在粱武帝君临天下时，曾做过左卫殿中将军，后隐居茅山修道，也算是个数学家。当时人曾称他为‘山中宰相’。这是一个古代的士大夫。他尚且能淡泊明志。我华罗庚有房住就行了，何复他求!再说这清华园原就是我过去的‘家’，我觉得住在这儿，蛮好!蛮好!”
1950年4月12日，他以十分愉快的心情，写信给苏联的老朋友维诺教授，信称；“我非常高兴地告诉您，我已辞去了我在美国伊利诺大学的教授职务，现在已在为我的祖国服务了。我又重新担当起了位于中国北京的清华大学教授的职务。”
华罗庚与他的朋友及学生段学复、闵嗣鹤在同一个系，他讲授他的研究心得《典型解论》。不久，他便着手筹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工作。
1952年，在中南海怀仁堂为全国政协会议举办的一次文艺晚会上，华罗庚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很亲切地对他说： “听说你是金坛人，数学搞得很好。 听说你是一个穷苦出身的人，希望你为我们培养出一些好的学生来。”
华罗庚听了这话心里感到很温暖，很有些激动。
1952年7月，中国第一个数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宣告成立，中科院 任命华罗庚为数研所首任所长。
数研所一成立，华罗庚就忙着网罗、培养人才。1953年秋，所里率先成立了“微分方程”与“数论”两个组。这年冬天，华罗庚又在数论组里划出了两个“讨论班”，一个是关于“数论导引”的，一个是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
现任中科院数学所所长的王元，即为当年那个“猜想”班的学员。据王元自己说，他早在读初中时，就听到过华罗庚的名字，并对其父母说：“将来我要拜华罗庚为师。”1952年，王元从浙江大学毕业后，经他的老师苏步青、陈建功的推荐，来到了中科院。行前陈建功教授还特别嘱咐他：“好好跟华罗庚学习，他是中国最好的数学家。”
当王元拿了两位老师的推荐信去找华罗庚时，华看了信只淡然一笑：“你想当我的研究生?你……你觉得你能行吗?”
“我想，我可以试试。”王元说。
不久，华罗庚便将他“请上”黑板前：“想必你早已学过平面二次曲线的分类，也就是解析几何中将二次曲线变成标准型。现在，我想请你用二行二列的矩阵，将那平面二次曲线的分类标示出来，如何啊?”
当时王元未立即答出。华罗庚便半是挪揄半是激将地说：“你这位要当研究生的同志，怎么研究还未开始，就将以前学过的东西忘得一千二净了呢?”
王元不好意思地被“挂”在黑板前，一如华罗庚以前的老师邹韬奋将他的学生 “挂”起来一样。
过了一天，王元将做出的答案交给了他，才算过了关。
在华罗庚的指导下，王元就数论方面的问题，写了一两篇论文。华看后十分高兴，他对王元说：“你有了速度，还要有加速度。”
他的意思是；能取得科研成果，此谓“速度”，而能取得质量较高的科研成果，方为“加速度”。
王元当时不甚理解他的意思，仍照原来的思路，就同样的课题又写出了几篇论文。华罗庚这下生气了，他立马将他的学生喊到自己的办公室，绷了脸对他说： “如果你只在这个水平上工作，你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王元在怀念他的老师的一篇文章中，曾这样深情地写道：“从那时开始，他的手稿，常常先给我看看再发表。遇有不同意见及他的笔误，我总是向他提出来，有时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我们的关系愈亲密。那时，他家就住在研究所旁边，晚上或星期天，有空他就来找我们谈数学，弄得华师母吴筱元多次出来解围：‘你老是抓住他们不放，难道年轻人就没有自己的事吗?’我们以后三十三年的交往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后来以“哥德巴赫猜想”名世的陈景润，1953年于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后，曾分配到北京四中教书，不久又回到厦大做管理图书资料工作。
陈景润当时正钻研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通过他的研究，他发现该书有些地方尚可改进。经他的老师李文清鼓励和帮助，他写了一篇与华“商讨”的文章寄给了华罗庚。
华罗庚看过此文，很是高兴。因为自他的那部名著面世以来，中外还未见一人敢斗胆站出来跟他如此商榷的。而他，又是一贯提倡“弄斧必到班门”的。
华罗庚随即喊来数学组的王元，并要他先看并再找几个研究生一道讨论讨论，然后把意见集中起来告他。
王元按他的吩咐去办了，最后经大家讨论确认：陈景润在利用高次多项式对应的三角和的中值公式，处理低次多项式对应的三角和的中值公式方面，颇有独到之处；他发现华罗庚那本书的第五章的方法可以用来改进这书的第四章的某些结果，也言之成理。
华罗庚听王元这一说，更加喜之不尽。他后来对数学组的年轻人说：“你们呆在我的身边，倒让一个跟我素不相识的青年改进了我的工作。”
这之后，华罗庚便以他个人的名义，给陈景润发去一个请柬，请他作为代表来北京参加全国数学论文报告会。陈景润来北京西苑大旅社报到时，负责会务的王元立即带他去见了华罗庚。
华罗庚见他不善言辞，有点木讷，但想到他是一个肯钻研、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就笑着鼓励了他几句，并让他在会上作了“塔内问题”的报告，报告了他曾寄给华罗庚的那个结果。后来，又是经华罗庚亲自点名，并做了许多工作，1957年陈景润才被调来数研所当了研究实习生。
华罗庚平常很少评价学生。因为他的学生多，讲这个好，说那个不好，容易引起误会。但他还是对他极为信任的学生王元直言不讳地说过；
“我的学生的工作中，最使我感动的是(1+2)。”
(1+2)，即是徐迟报告文学中所讲的陈景润有关“哥德巴赫猜想”。
这(1+2)，是陈景润在“文革”中经艰苦卓绝的努力完成的。
80年代初期，华罗庚与陈景润去伦敦访问时，一位英国数学家问陈：
“你取得(1+2)这么重大的成果，你一定在哪个国家留过学，你的老师是谁呀?”
“我是中国上的大学，并没有留过学，我的老师就坐在这里，就是华罗庚老师!”陈景润无限深情地这样表示。
华罗庚曾对他所喜欢的两个学生赵宏量(现西南师范大学教授)、骆振华(现厦门大学教授)说：
“我这腰杆不硬、肩膀不宽，但一个肩膀挑担‘送货’(指推行‘双法’)、一个肩膀做个‘人梯’还是可以的!”
此后半个多世纪里，在华罗庚“倚墙作梯”的直接影响和大力栽培下，他的学生中后来在数学上都各有建树的就有越民义、万哲先、王元、陆启铿、龚升、许孔时、陈景润、吴方、魏道正、严士健、潘承洞等人。
华罗庚从1951年开始，先后白手起家，组建了中科院数研所、应用数学研究所、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等机构，自己带头从事研究工作，并以此为国家广聚、培育人才； 1953年3月，他随中科院访苏代表团访苏，回国后即向国内同行热情介绍苏联数学的多方面成就，并以“他山之石”攻玉；1956年，他积极倡导并亲自组织的中学生数学竞赛，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和武汉四大城市举行，从而揭开了我国全国性数学竞赛的序幕；他还精心组织了在北京大学举行的规模空前的全国数学论文报告会。 1951年2月他首次在《人民日报》发表《数学是我国人民所擅长的学科》，到1956年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那篇著名的《聪明在于学习，天才由于积累》的文章，为了宣传科学知识，介绍学习方法，鼓励青年学生“向科学堡垒进攻”，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不辞辛劳写了十几篇有见解有深度的文章。他是新中国建国之初广大青年心目中一位真正的导师!
1956年4月，毛泽东明确地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中国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
就在中国广大知识分子遵照“双百”方针为国家献智出力的时候候，随着1957年5月1 日《人民日报》公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下达，中科院的一些科学家们，本着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对国家的热爱，就党与科学家的关系、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与管理以及党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与政治信任等问题，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批评与建议。
但没有多久全国范围的“反右”斗争展开了，由于错误估计了形势，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化。华罗庚由于参与曾昭伦、千家驹、童第周、钱伟长向国务院规划委员会提出的一份《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而受到错误批评，并无可奈何地多次作了“检讨”。
“情”归故里
1961年10月，一个艳阳高照的秋天，他又一次重返故乡。这是他解放后第一次回金坛。
这次他是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视察江苏、上海两地的教育工作。在他听了江苏省教育厅负责同志的情况汇报后，他即去故乡金坛视察教育工作。他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友钱闻(建国后曾任金坛县中第一任校长、时任《江苏教育》杂志主编)，陪他同往金坛。时任镇江地区教育局长的胡柏寿，当时正好在金坛家乡养病，金坛县委邀请他作陪，华罗庚于是见着上述两位老友。
那天，县委书记陈忠廉陪他来到南新桥东侧的桥的中心。他在那伫立良久，陷入沉思。这是他的双亲含辛茹苦养育他的地方，也是他青年时代发愤攻读“天书”而后步入数学殿堂的发祥地。面对丹金漕河滔滔南去的流水，他对钱闻说：
“祝华(钱闻原名)兄，现在这里也真个沧海变桑田了!还记得吆，我那老家，现在已弄到河当中去了!”
“那不很好吆?”钱闻也同他开起玩笑说：“‘东临碣石有遗篇’，你的身影已溶进了家乡的河流。‘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
“名利于我何有哉?”华罗庚听后哈哈大笑，“是的，在下平生所愿，也只想在家乡的土地上留下一行小小的足迹！”
这一次回到家乡，他应母校师生之请，在县中作了“天才在于勤奋，知识在于积累”的著名讲演。他要求学生“不但要学好书本上的知识，还要独立思考，要多想一点活的东西。”他以推测苏联发射火箭的方位为例，要求同学们学习数学要联系实际。
同一天，他在同母校数学教师的座谈会上，还对中学数学教学谈了三点意见，即：“熟练的运算技巧不能削弱”、“严密的逻辑推理不能削弱”、“几何数学不能削弱”。
两年之后，华罗庚以全国人大常委的身份再次来家乡视察教育。他又一次在母校作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讲演，并在县委书记陈忠廉、县长尚福春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县城南十余公里的水北中学视察。
这是一所“勤工俭学”搞得很不错的乡镇农业中学。他在那里见着了该校的副校长、他的另一位老友高允升。在西南联大时，他与闻一多、王时风、钱闻常去老高家“打牙祭”。有一次老高一个子女生病住院，一时手头拮据，是他暗中从家拿出四百多元钱给老高付了账。这回，他与钱闻、高允升久别重逢，都有说不出的喜悦。
在视察完该校的教育工作之后，老高带他与钱闻去附近的田野转了一圈。华罗庚指着一片桑园，对老高说：
“真的，桑林还是故乡好!”
这次回故乡，他还曾独自一人徒步去县城的酉桥巷24号王维克先生故居探望师母陈淑。那天去时，师母陈淑想到自己是“一介平民”，而学生如今已是国家名流，曾躲避不见。后经她的儿批评，第二天陈淑才带了次子王福洪去县招待所看望了华罗庚。
华罗庚对恩师王维克的深情挚爱，在他的故乡，可谓“人皆知之”并广为传颂。
1952年，华罗庚被任命为数研所所长，他马上推荐闲居在家的王维克先生到北京商务印书馆当了编审。此后，华罗庚不断到王先生所在的北京寓所探望。有一次华罗庚还用专车接先生到家中，让他同其好友、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同桌共叙友情。一次外出归来，华罗庚收到老师的信，席未暇暖，便提笔函复：“归后，见书盈尺，但不能不先复吾师……”
1952年4月4日，王先生因患胃癌不幸病逝金坛。华罗庚闻讯十分悲痛，一面给师母写信深表哀痛，一面又重托在坛的妻弟吴洪年代他到老师灵前默哀。此后，他一直像亲人似地热心照护陈淑师母及其子女……
1961年的那次回金坛，他于行色匆匆之中给陈淑一亲笔信云：
陈淑师母：
已到金坛，原拟专访，但来了之后，为杂务所羁，实在抽不出空来，祗能留条专门致侯了。
在南京座谈会上，首见及令媛，作简单谈话，不能尽意，并托其转致侯忱．
匆匆来坛，匆匆离坛，留书致意，既不恭敬，复不能尽意。
此致
敬礼!
筱元、莲青都时刻挂念淑先生。
华罗庚敬留
61．11．28即晨
泪洒乌蒙
华罗庚在1955年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应用数学系主任，开始将他睿智的目光投向祖国更广阔的大地。
60年代初，他在北京举行的一次科学讨论会上，了解到了生产管理中制订施工方案的方法：CPM与PERT，并且了解到由于运用了这个方法曾使得“北极星导弹”的研制时间大大地缩短了。这就是所谓“统筹法”。差不多是同一时间，他在北京图书馆读到威尔德的名著《优选法》。这里面讲的“斐波那契方法”与“黄金分割方法”，都是指导人们以最少数的实验以得到最佳工艺的一种有效办法。
数学家的敏感，加上他那几年作为全国人大常委视察祖国各地所发现的国家管理工作中的问题，他早就萌发了用这先进的“双法”服务于国家现代化的念头。
他有次去北京郊区，看到农民在麦场打麦，有的麦场置于田边，有的则设在离麦田很远的村头空地。他对他们说，这打麦场地的选择，应有利于田间麦把的运送、存放和脱谷入仓的调度。这里面便有个“优选法”与“统筹法”的问题。他请来了农民兄弟，用浅显易懂的语言，给他们讲了运用“双法”的道理。并帮了两个生产队按“双法”的理论设计了几个新的麦场，结果实效显著，受到了那里农民兄弟的普遍欢迎。他本人也由此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回到家里就即兴写了一首小诗，诗中有这么几句：
向在城市里，今来大地边。
东风勤拂拭，绿满万顷田。
规划处处用，数学入田间。
1964年，有位日本朋友送给华罗庚一本书，书中讲的是网络分析。他认真研读了全书，写了一篇科普文章《统筹方法平话》，于1965年6月6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不久，他又将此文加工写成一个小册子《统筹方法平话及补充》，并寄给毛泽东一本。毛泽东读后即给他回了一信，信称：
华罗庚同志，
来信及平论，早在外地收到。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听说你到西南视察，并讲学，大有收获，极为庆幸，专此奉复，敬颂教安！
毛泽东
1965年7月21日
毛泽东这信中讲的“听说你到西南视察”，情况是这样的-----
1963年夏，华罗庚曾带了陈德泉、计雷等二十几个学生，去北京电子管厂实践普及“双法”，八个月之后无功而返。原因是统筹法比较适用于单项工程，而他们在该厂所选的课题均不属单项工程。加之他们多数人对电子都不在行，光凭政治热情，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由于他们的“初战告败”，外面便“刮”出“风”来，说华罗庚是“沽名钓誉，不务正业”，他感到很压抑。1964年初他读了毛泽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首诗后颇有感触，就写下了《西江月?呈毛泽东主席》词一首，并附上一信寄给毛主席，词中有“皮囊纵然百般改，积垢依旧深埋”，“勤学毛著脱凡胎，才能入得门来”等句。
毛泽东于同年3月18日亲笔复他一纸，信云：
华罗庚同志：
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
肃此敬颂教祺
毛泽东
1964年3月18日
1964年冬天，华罗庚接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总指挥韩光信，邀他参加成昆铁路建设，他当即复信接受，并欣然上路。
这次的“西南视察’，有两件事特别使得他心潮难平。
一是他在当年红军“乌蒙磅礴走泥丸”的地方出席了一个追悼会，纪念牺牲的一位班长和一位战士。那是他们在一个掌子面上点燃22个雷管的最后两个的时候，发现引线潮了。那班长一面下令战士迅速退出现场，一面自己剪短引线再度点燃，结果是爆炸成功了，这位班长和一名未肯离去的战士，却倒在了山崖下。
他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情况，当场就算了一笔帐：
上级规定的爆破成功率是95％，也就是爆破100次只允许有5次不成功。一百次若要2200个雷管，其中如果有5个废品，那就完不成任务。因此雷管的废品率不能超过o．227％。如果要勉强完成这个任务，那么眼前的悲剧就可能再度重演。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当务之急就是要选出最好的方案来进行雷管生产，少出废品或争取不出废品。
他由此便想到了“优选法”。事后，他曾著文《记一件事》，他说这也是他要搞 “优选法”的由来。
第二件事是他有次带了两个助手去乌蒙山区的一个隧道。他听说那个隧道打出了一股特大的地下水，曾淹没了工地的铁轨道与装碴机。他坚持要下隧道去看看，师长、团长都不允。正在争执不下，见那里的副营长魏东贵、战士袁仁智、蒋寿明等七八个人，穿了一件短裤头从冰冷的、齐腰身的洞水中钻了出来。
华罗庚笑着对王团长说：“你们不是经常讲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吆?你们就看不起我这个知识分子?”
他仍然坚持要下水去。这时，袁仁智一把抓住华罗庚的手说：
“我们这些人不过是些小兵腊子。华教授，你可是国家的台柱子啊! 你要有什么闪失，那还得了啊?”
望着这些可爱的战士，听着他们那些深情的话语，华罗庚禁不住鼻子一酸，流下了晶莹的泪珠。
稍顷，华罗庚说：“你们既然不肯让我下去，那我就回营房帮你们合计合计，看怎样把工地的设施安排得更合理些。”
之后，华罗庚便与两个助手，按“统筹法”的理论改善了工地设施的一些方位布局。
华罗庚走后，在那隧道口值班的十二连的战士，便在那山洞的石壁上，奋力凿刻出了6个大字：
“华罗庚流泪处”。
山雨欲来
在成昆铁路所属线段，华罗庚和他的助手，当时曾组织当地的一些工程技术人员与工人，一道实践普及“双法”。他们实践的主要项目是制定隧道工程与桥梁工程的工程计划。这些工程都属于新开的单项工程，是适合使用CPM与PERT比较典型的问题。因为对路，所以成果显著。他们工作结束后回到北京，将普“法”过程向薄一波、韩光等作了一次较详细的汇报，得到了他们的肯定与赞扬。国家科委为此决定在中国科技大学成立一个统筹法研究室，还确定了20个人的编制。1965年，华罗庚在他经常落脚的北京友谊宾馆搞起了一个“统筹法学习班”。他让他的两个学生当联络员，由他们负责联络来此学习的各个厂矿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和部分工人，并直接向这些学员宣讲统筹法。
当时的华罗庚雄心勃勃，他想通过一次通俗讲演(从一个人上班前泡茶、煮饭、拿包等时间上的统筹安排说起)，做一次联系实际的作业(学员回自己单位找个问题，按统筹法画出统筹图来)，大家再进行一次交流，来学习推广和更大范围地普及统筹法。他受到了毛泽东关于“农业学大寨”的启发，也曾想在全国范围内就普及“双法”，大搞一次“群众运动”。
毛泽东7月21日的信，对华罗庚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对推动统筹法的进一步普及，也起了极大的作用。
统筹法研究室成立后，华罗庚曾分兵两路，一路是派出一个小组去“三线”蹲点，陈德泉即在此组中；一路则搞“面上”试点。他们跑到天津、长春、河北与江苏一些地方去做统筹法的普及工作。在北京地下铁道的施工现场，在南京长江大桥的施工计划上，以及在河北石家庄的化工问题上，他们都曾作过普及统筹法的认真尝试。
“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之际，华罗庚正待在南京的农业部门普及统筹法。
这已是1966年5月间的一天。这天，天气异常闷热。他一大早便去了南京鸡鸣酒家的二楼大厅。他趋步厅前，数百名来自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南京师范学院和华东水利学院的高年级学生，已早早聚集在那里恭候他来作统筹法的讲演。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落座后，他的第一句话便切入了江苏籍学生的肺腑：
“我是江苏金坛人，对故土的感情，你们是可以理解的!”
“我今天不讲政治，但言学术。”他接着说，“如若盲有涉及政治者，倘或有错，亦请同学们多多包涵。”
往下，他便开始演讲他的“学术”――
“我这里，只想给毛主席所提出的‘统筹兼顾’的大统筹，作一个小小的注脚，”他小心谨慎地说：“我想就此作些探讨，提供一个方法，好作那些搞管理工作的同志工作时的一个参考。”
同学们端坐以听。
“其实，统筹法一点也不神秘”，他深入浅出地引发开去，“譬如我们早上起来煮牛奶喝。火已升了，牛奶也拿来了，同学们，你们说，要怎么样安排才能节省时间啊?”
一些同学跃跃欲试，但又不敢率先发言。
“我现在提出两种办法。一种是先洗好了锅，接着便煮奶。这时一边刷牙洗脸，一边在等牛奶。第二种办法，就是先洗脸刷牙，而后再涮锅、煮奶，坐等奶开。你们看，哪种方法比较节省时间啊？”
“第一种方法节省时间!”全场活跃起来。
“第一种方法好是好，但能否再改进一下呀?”
下面开始叽叽喳喳地议论。这时一个女同学勇敢地站起来说：“我想，按第一种方法，牛奶是煮好了，但太烫，不能马上喝。我看这时，可以先将奶凉着，瞅这个空档先将要上班或上学的东西给准备准备。等我们把东西收拾好了，这再去喝奶，岂不更节省时间吆？”
“That is veryGood!”华罗庚满意地笑笑，“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统筹法以及它的应用。”
接下来，华罗庚便叫来他的助手，将刚才讲的煮牛奶的几种方法编汇成“箭头程序图”挂到了墙上一块特制的木板上，而后便以大量的事实与数据，讲了统筹法在生产流程、计划安排、工程调度等生产方面的运用。
这一年的11月间，学校已停课“闹革命”。作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的华罗庚，他的名字此时已被淹没在科技大学大字报的海洋中。
一天，已处在半隔离状态下的他，忽然接到来自故乡的一位青年学生打来的电话。电话声称，他们几个是金坛直溪中学的学生，他叫徐粉宝，他们大串连来到北京，在家乡就很思念他，这次都很想在北京见到他。
他这个人一向热爱家乡，关心青年。他此刻也甚想知道家乡亲友在“文革”中的一些情况。于是，便毅然决定接见他们。主意既定，华罗庚很快就在电话中与徐粉宝等约定了见面时间与地点。
这一天的11时正，一辆缓缓驰来的黑色轿车，便停到了徐粉宝等落脚的中央音乐学院的大门口。司机开窗高呼：“谁叫徐粉宝?”这时四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青年学生便赶忙围拢上来，与端坐于轿车中的华罗庚亲切握手，并向他问好。
四个人挤上车后，华罗庚一一问了他们的姓名和家庭所在地。他见其中有个叫于老虎的，便打趣说：
“前两年我在西南考察时，有人捉到一只飞虎，是虎中之虎，想必你这于家之虎也是‘虎中之虎’，一定也厉害得不得了呵!”
小于回答得很得体：“我这只虎虽也厉害，但是却只吃坏人，不咬好人。”同学们听了都笑了起来。
他又问了金坛家乡一些情况。当他得知他熟悉的直溪中学的校长宋文英被拉去街上游斗，有人用烟头烫他、用竹签扎他的手指时，华罗庚愤慨地说：“宋校长是我们金坛的教育家，他1948年从上海跑回家乡创办平民补习学校，变买了祖产来集资办学，同我的老师韩大受先生一样，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1961年我回金坛时，他任二中校长，我还去看望了他。回北京后，我还给他写了封信，称赞他‘办学严谨，实为可佩’，现在金坛一些人怎么好这样对待他!”
“那些狗娘养的，简直不算人!”徐粉宝四个都异口同声地说。
华罗庚要小徐等代向宋校长问好。之后，叫司机开了车沿着一条宽阔的环行大道缓缓绕了一圈，最后再回到中央音乐学院门口。这是特殊情况下的一次特殊会见，华罗庚与他的四个小同乡各遂其愿。临下车时，华罗庚声音有些嘶哑地对小徐他们说：
“最近我比较忙，没有更多的时间陪你们了。等你们日后当了英雄模范，欢迎你们再来北京!”
怒对横逆
“文革”初期的一段时间，华罗庚由中国科技大学急电召回北京之后，他经常要一大早就去中科院二楼一间由造反派指定的屋子，去写他的交代材料。
连续许多天，他被那些“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变相地批斗与审讯多次。好在毛泽东于1966年10月2日还称他为同志；他身上又有着伟大领袖1964年3月18日和1965年7月21日的两封亲笔信作为他的“护身符”，所以每当造反派向他发难甚至要动武的时候，他便会怒目圆睁地对他们说：
“毛主席前不久还称我为‘华罗庚同志’。以前他曾称赞我‘壮志凌云’、‘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你们却一再说我‘沽名钓誉’、‘崇洋媚外’，是什么‘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是何道理?你们口口声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毛主席给我信上写的那些，算不算是他老人家的话?你们还要不要按他老人家的指示办事啊!”
华罗庚总算是在斗争中学会斗争了。
造反派说他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他说他是“拿着红旗护红旗”!有好几次，那帮人要他老实交代他与“特务”、“内奸”、“走资派”王敬先的关系。王敬先是他女儿华顺的丈夫，原在中央警卫局工作，“文革”前调任中共苏州地委副书记。王敬先过去曾同江青在一个党支部，对她的底细颇知一二。
华罗庚翻来覆去地就说那么几句话：
“我同他的关系，就是丈人老头子与女婿的关系。我还知道，他曾当过毛主席警卫团的副团长。他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去找那个警卫团，也可以直接去问毛主席。因为王敬先是负责保卫他的。”再问其他，华罗庚便一概回说：“不知道!”
“那个王敬先，在你这个‘丈人老头子’面前，就一点没谈过江青同志的什么事情吗?”
华罗庚反问：“江青同志，她有什么事情啊?”
“譬如说她过去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情况……”
华罗庚沉下脸来：“你们也想调查江青同志的情况?”
“不不!我们是说，那个国民党特务王敬先，他……他和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过去，呃，过去是曾在一个党支部……”
“怎么?一个‘国民党特务’，竟和‘敬爱的江青同志’同在一个支部过?此话怎讲?”
“那他是个‘内奸’，是混进咱们共产党的嘛!”
“那怎么得了!这个‘内奸’竟成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警卫团的副团长，那你们看样子得好好去问问毛主席他老人家了!”
诸如此类的“审问”与“交代”，常常使得那些红卫兵们哭不得也笑不得!
王敬先在延安时确曾说过：“江青根本不懂马列，只会喊几句革命口号!”，华罗庚也确实曾对极少数的人说过江青的一些事，如他曾对故乡的一位老朋友胡柏寿说起：“王敬先过去和江青在一个支部，他对她的事知道得太多了，所以江青早就要置他于死地。”
“文革”开始不久，江青就伙同叶群，率先对王敬先下了毒手，这也确属“事出有因”。
就在华罗庚被迫写交代材料的那当口，有两件事值得一记。
一件是一位叫何凄凄的15岁的女孩，借“文革”初大串连的机会，跑去北京避难。她的父亲叫何修志，原是上海市百货公司的一位审计员。何为人耿直，因“文革”前揭发百货公司某领导的一些经济问题遭到打击报复，曾被下放到某厂劳动改造。“文革”时何又成了专政对象。在全家受到株连时，他的二女儿何凄凄只身一人逃出上海。她想到她舅舅张毓是华罗庚教授的好友，到北京后便机智地以“我是华教授的外甥女”的身份，求得中科院一位门卫的许可，得以见着了华罗庚。
华罗庚向来不愿多管闲事。解放以来他也从未凭借自己的声名与权威去假公济私、徇情枉法。
金坛县城司马坛住着的吴虞卿，是他父亲的好友，又是他妻子的近房本家。他有个儿子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县党部要职。1950年，此人畏罪潜逃北京，求华罗庚找个地方帮他避避风头，华罗庚当即就回绝了他。华要他立即回去坦白自首，这个国民党党棍迫不得已后来又回到了金坛，不久就被政府镇压了。
如今他面对这个无依无靠的可怜孩子，又况且是旧友张毓的外甥女，尽管他当时自己的处境很不妙，他还是在自己家中一度收养了这个孩子。待他的处境以后稍稍改变，他便立即致函中共上海市委，帮助澄清何修志冤案。何经他的热诚帮助，最后也确实给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原职并补发子工资。
第二件事是：他当年在金坛县中办数学补习班时有个学生尹金凤，她的舅舅曾是华罗庚初中时的同班同学。华罗庚执教西南联大时，曾考取过广州中山大学的尹金风带了男朋友去昆明看望过他。1957年，华罗庚有次去沈阳讲学，尹同她丈夫又曾特地从他们工作的东北农学院赶去看他。不久，尹的丈夫给打成右派，她本人也被下放到辽宁省辽中县的一个农村去劳动改造。在改造时，尹仍坚持生命科学的研究并小有成果。
在华罗庚这次几乎被软禁的情况下，尹金风给他写来了一封长信。告其夫被打成右派后又被投入狱中，她本人不服上诉，以后也被打成了右派。“文革”一开始，她丈夫即被摧残致死，罪名之一就是他曾是国民党安徽省水上警察厅厅长的狗崽子。她这次也成了“牛鬼蛇神”，但在牛棚仍坚持科学研究。此前她已写成的《人体生理的热力解说》，曾一度得到东北农学院领导的重视，并为当时的学术界所注目，她现在正在一位善良的看守人员的暗中帮助下撰写《试解生命之迷》一书……
读了这篇浸透泪水、以潜在的生命力的美丽写出的这封远方来信，华罗庚禁不住又一次酸生鼻翼泪出双眼。当即，他便从书桌上拿过用以写交代材料的纸张，给尹回信两纸，在这信的结尾，他写下如下数语：
人的生命，是在与大自然的对抗中存活并延亘下来的。生命的七彩，常伴同磨难与苦痛闪耀。你坚持生命论的研究与探讨甚好。往事不堪任尔去，前程待卜由自己。我相信，只要是Gopernieus(哥白尼――笔者)，世上终会有新的天体运行说。天体的运行，无论权威。也许，你的遭际，会更好地帮助你?解“生命之迹”!
当天，华罗庚就将这封信亲手投进了绿色的邮筒……
天涯知己
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原中科院数研所“长征”战斗队和“文革”材料组很险恶地抛出两份材料：《评华罗庚反党反社会主义“杂文”》、《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大学阀华罗庚》，必欲置华罗庚这位大数学家于死地。
好在华罗庚经历过旧社会的种种苦难与五七年整风反右等几次磨难”心理承受力已非常人可比。他自信海外归来，爱国敬业，天知人知，日月可鉴。“文革”前夕， 他曾抄录过郑板桥的一首诗置之案头：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
“文革”初他曾召集家人，一再告诫大家：任何时候，都不能背叛祖国，不能背叛养育我们的人民，不能背叛我们真正的朋友。在那些凄风苦雨的日子里，他检查照写，数学研究也照做。这期间，他让陈德泉、计雷等到他家里来上班。他让他们由厚到薄地读那一本本的应用数学方面的书，读后大家讨论，看其实质性的内容到底有多少。他在家的过厅里放一块小黑板，几把小椅子，弄成一个小教室的模样。 对学生研究仍很严格。他曾将以前从上海买来的一本很厚的应用数学专著，交给陈、计等人，叫他们研究分析。过后，他曾把他的意见写在该书的封面上：
例子举了两个，只有一个顶用，
架子扶了半天空，拆了只有一覆瓮。
江青蓄意要搞倒华罗庚。她自知单凭华曾保留过蒋介石的两张照片，这“老问题”还不足以置他于死地。在她想来，要搞臭华罗庚，最好的办法就是诱逼他的学生陈景润站出来检举揭发华“剽窃”他的数学成果。知识界向来最痛恶剽窃行为。那样一个大数学家，居然会剽窃一个学生的科研成果，这焉有不臭之理?她便让她的亲信迟群单独去陈景润在中关村88号楼的住处找陈景润。陈当时以装疯卖傻之情态，虚与周旋，让迟群扫兴而归。第二天，陈便专程去找了陈德泉，告诉了他迟群找他的来意。当时陈德泉问他；“华老师到底有没有偷你的成果呢?”陈景润斩钉截铁地说：“没有!”陈德泉随即将上述情况告诉了岳枫，岳当机立断：“向华老报告!”于是华罗庚很快也就知道了迟群背后的那只黑手。
陈景润当时受批判、蹲牛棚，不愿违背良心，又实在不堪折磨，曾在中关村88号楼的三楼跳楼自杀，幸二楼有一突出的平台托住，后伤残住院。就在这个时候，迟群们的几个爪牙找华罗庚去逼供“取证”。
华罗庚义正辞严地对他们说，
“陈景润是学术权威，这一点谁能否定?他那‘猜想’一炮打响后，连一位美国的数学家都向他写信表示祝贺，赞誉他‘移动了群山’!你们讲他‘反动’，我却听到说，在他跳楼自杀未遂住到医院里时，中科院的一位负责人都去那里的病房传达毛主席、周总理对他表示关怀的指示，这又作何解释?你们说他已经交代了我‘窃取’过他的什么‘成果’，那你们定案啊，还来找我作甚么?”
据华罗庚在故乡的一位好友在一篇文章中说：“一次，他(华罗庚)对我说：‘四人帮’在‘文革’中要陈景润揭发我，诬陷我剽窃了他的科研成果，陈景润不肯，就威胁他说：‘人证物证俱在’，陈景润坚定地说：‘既然你们掌握了人证物证，还要我揭发干什么!”
1969年2月3日夜晚，熊庆来先生不幸逝世。据他家属说，他白天还在写检查，检查中以“鞠躬尽瘁”四字，悲愤地宣告了他与喧嚣的人世诀别。华罗庚得知这一噩耗后，不顾自己身陷困境，立即奔赴熊家奔丧。在熊家未见遗体，又赶至八宝山。走进停尸间，见骨瘦如柴的老师白布盖面，华罗庚顿时失声痛哭，泪如雨注，那往事幕幕，使他终身感铭――
是这位恩师让他从小城杂货铺进入紫金城的清华园；是他的多次提携，华罗庚才由助教、讲师而教授，一步步迈入数学殿堂；恩师当年侨居巴黎，硬是他多方努力动员先生回国的。先生回国后，脑病未愈，是他隔三岔五前去探望，并将熬好的中药亲手端到床头；1962年9月4日，老师70诞辰，他与清华校友、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等为老师祝寿，那一晚，整个北京政协礼堂，灯光耀眼，笑语声喧……
最令华罗庚难以忘怀的是1957年在数学所欢迎他海外归来的一次大会上，这位恩师竟动情地说：“中国数学家的队伍里既要有当总司令的，也要播旗呐喊的。华罗庚先生就是我们的总司令，我个人愿意做一个摇旗呐喊的人。”
而今，斯人已乘黄鹤去，白云千载空留名。这位受众敬仰的数坛伯乐，当年没有死于战乱中的兵刃之下，却殒命于内乱中的奸小之手，能不悲乎?
1978年，中科院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了熊庆来教授的骨灰安放仪式。《人民日报》发了消息。华罗庚百感交集，写了一首情真意挚的《哭迪师》诗：
恶莫恶于除根计，
痛莫痛于不敢啼。
尸体已入焚化间，
谁是?翻遍盖面布
方见得遗容一面，
骨架一层皮。
往事滚滚来，
如实又依稀，
往事休提起!
且喜今朝四凶殄灭
万方欢喜，
党报已有定评，
学生已有后起，
苟有英灵在，
可以安息矣!
这首诗，既是华罗庚内心欲哭无泪的真实写照，也是他在“四人帮”复灭后，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一种情感表露。
1970年，亦即熊先生逝世一年之后，正在华罗庚身心交瘁之时，一天，华罗庚在科技大学办公室的门被人撬开了，原上了锁的办公桌抽屉里多年积成的三四十万字的数学手稿被盗了。手稿中，有他回国前写的一些数学论文，有他大跃进期间写的关于线性规划的文稿，还有他1958年到1963年写的有关“投入产出法”的文章。抽屉里放着的几十块钱，小偷却分文未取，就是那些珍贵的手稿不翼而飞。
手稿被盗后，他曾对一位领导同志说；
“1939年和1940年，我曾给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一位教授写过两封信。那一年我访问加州时，这位老教授向我出示了他收藏多年的我这两封信的原件。他笑着对我说： ‘你的每一个字都是珍品。如果你也想将他们留着纪念，我可以给你复印一份带回去，但你的原信是不可以拿走的，这要请你原谅!’人家美国朋友，连一个科学家的手迹都视若珍宝，我就不晓得，我们国家的那些人，怎么这样愚昧，这样卑劣、这样不要脸皮!”
华罗庚在悲愤之余，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不想在他手稿被盗后的第3天，周恩来即给当时国务院直属机关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丁江、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刘传新、国务院振驻中科院的联络员刘酉尧下达了四点重要指示：
首先，应给华罗庚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
次之，应追查他的手稿被盗线索，力求破案。
再次，科学院数学所封存他的文物，请西尧查清有无被盗痕迹，并考虑在有保证的情况下送还他。
第四，华的生活已不适合再随科技大学去“五七”干校或迁到外地，最好以人大常委身份留他住京，试验他所主张的数学统筹方法。
此事请你们三位办好后报告我。
此事正发生在林彪发布“1号通令”之际，这道“命令”正在驱赶有关人等离开城市。当时的中国科技大学已被迫决定迁往安徽合肥。为了保护华罗庚，周恩来总理可说是用心良苦矣!所以华罗庚生前一直对周总理心存永世不忘的感激之情：
“我永远不能忘记周恩来总理几十年来对我的关心、鼓励和支持，尤其值得怀念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最艰难的1970年。当时，周总理身处逆境，又万务丛集，但他却不顾个人的安危与病体，仍然细微地、尽力地保护我，安排我的生活，关心我们把数学方法用于经济建设的工作。”
刘西尧等人迅速执行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得以平安脱身的华罗庚，不顾年迈多病，又怀揣“双法”，将他坚实的脚步又一次迈向神州大地。
踏遍山川
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1970年4月20日，国务院生产组召集了7个工业部的负责人开会，每个部来3人，由华罗庚亲自在大会上向各部负责人介绍统筹法与优选法。华罗庚深入浅出的讲解，将“双法”讲得头头是道，使在座的人听得津津有味。各个部的负责人普遍觉得，这“双法”在自己的部门里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正当华罗庚和其助手陈德泉、计雷准备去外地联系普及“双法”的时候，他们收到了来自复旦大学的一封邀请信。华罗庚将此信交给了刘西尧，刘请示了总理，总理批准华罗庚等去上海选点试验“双法”。
1970年6月9日，华罗庚到了上海。先行一步的陈、计二人此时尚没有找到一个试点的地方。他们原拟找复旦大学的苏步青帮忙，不料苏教授此时还被关在牛棚里。华罗庚至沪后决定去找上海市革委会的生产组与科技组。
当时由张春桥、王洪文之流把持的上海，正在“清理阶级队伍”、并不欢迎他们的到来。几经交涉，生产组的人才将他们介绍去了上海炼油厂。炼油厂当时正在搞“酚精炼扩建改建工程”，要搞个炼油塔，厂里倒是很想得到华罗庚他们的帮助，但因为他们的“上头”没有明确的表态，他们也只得让华罗庚一行仍闲置在和平宾馆附近的一处住所里。
“不用再去求他们了”，华罗庚气愤地对陈、计二人说，“把牙膏、牙刷带上，咱们准备准备，明天跳黄浦江去!”
第二天一早，华罗庚师生三人直奔工厂而去。“厂革会’的有关负责人听华罗庚他们说，不给他们安排“试点”工作，直接接触厂里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就得去跳黄浦江，到时候还得要“请”他们去给周总理“解释”，这下给吓坏了，这才安排了他们的“试点”工作。
在厂里，华罗庚他们和工地上的“改塔”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华罗庚还亲自为工人师傅端茶水、递工具。他常常开着玩笑对工人们说：“我是个‘白发小徒工’，能给你们各位师傅递递工具，端端茶水，也是我华罗庚一生的荣幸！”工人们见这位大数学家这么谦和又这么平易近人，个个都打心眼里敬重他。
“市革会”生产组要求工厂15天完成“改塔”任务，厂领导认为这至少需要25天的时间，华罗庚他用统筹法制定了工程的施工计划，结果只花了6天时间就保质、保量、保安全地完成了施工任务。
有一次在统筹法的报告会后，忽然下起了大雨。有位开面包车的司机见华罗庚腿脚不便，就主动去开了车来。那些听课的青年工人，不容分说，就把华罗庚用双臂托着，冒了雨硬是将他抬上了汽车。车子开动，已驶出好远，许多男女工人还伫立在雨中向他们挥手致意。华罗庚因此很感慨地说；
“可见中国的老百姓，多数还是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有句古语说，‘鬼有千计，其天不佑；人有一善，人必从之。’我看中国的民心，在任何时候都不是那些逆天而行的邪恶势力所能左右的!”
华罗庚等返京后，陈德泉、计雷分别带了一些人去了北京的电子工业部门和化学工业部门，遵照华罗庚的吩咐着重普及优选法。他们各分管一个方面，干得很顺手很起劲，从1970年11月至翌年7月，就完成了130多个项目的研究设计。1971年7月28日，国务院召集17个部委开会，由华罗庚主讲“双法”，而后由北京电子部门与化工部门的同志向大会介绍他们普及“双法’的经验以及取得的成果，经过有关媒体报道，“双法”一时声名鹊起。
1972年5月7日，叶剑英约见华罗庚，希望他在普及“双法”的过程中能注意一下军事工业，特别是军工产品的质量问题。叶剑英向华罗庚介绍认识了皮定钧，经皮定钧安排，华罗庚先后带了助手去了甘肃与福建两省一些地区普及双法。
这时的华罗庚，已建立起以他为首的“普及双法小分队”，人员虽不甚固定，但经常参与其活动的则有他的学生陈德泉、计雷、那吉生、裴定一、李之杰、徐伟宣、谢庭藩、徐新红等人。
小分队每到一个省，就下到该省的一个工厂或矿山去，把那省或那个单位的有关工程技术人员或“双法”的爱好者们集结起来，办一次一周左右时间的学习班，讲三四课，课后组织大家讨论，并研究如何将“双法”普及和实施到各个部门的生产实践中去。这个学习班，一般都有100到200人之数。华罗庚则轮流到一些省的一些主要城市、一些重要工业部门或有影响的厂矿作实地考察，总结经验和教训，而后通过开“现场会”、“经验交流会”等办法，将普及“双法”的工作，稳妥地、有秩序地一步步向面上扩大，向纵深推进。
当时，在科学院及下属各所和全国诸多大学的许多知识分子被关进“牛棚”、送去“五七干校”，科研人员迫于各种政治压力一个个噤若寒蝉的时候，华罗庚和他的“普及双法小分队”，冒着“冲击政治”、“背离”政治斗争“大方向”的危险，去全国各地满腔热忱地从事数学普及工作，井以此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种勇气，这种事业心，确乎是难能可贵！
当然，华罗庚与他的小分队在全国普及和推广“双法”，自始至终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之所以能排除万难坚持下去，除了他们自身的素质在起作用，这与我们党和国家一些领导人的关心支持也是分不开的。
1972年秋天，华罗庚带着他的小分队在大庆油田普及“双法”。当时的大庆人，群情激昂，干劲冲天，油田上下贴满了“生产工艺靠优选”、“生产靠统筹”等大小标语。大庆人搞了两千多个优选项目，取得了一千多项具体成果。到1974年年初，江青一伙在全国发动“批林批孔”。叶剑英为了保护华罗庚，示意他“暂时不要出去普及‘双法’了”。华罗庚才一度呆在了家里。
这年的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批林批孔”运动开始降温，华罗庚的小分队又应韦国清的邀请去了广西，接着又去了山西普及“双法”。正当小分队应邀从山西去邻近的陕西省的时候，科学院“科技办公室”的某领导，奉命要求小分队回北京去“整顿”。她对华罗庚说：“小分队没有党的领导！”华罗庚当面驳斥她说：
“我们的工作都是在所在省的省委领导下进行的，怎么能说没有党的领导呢?”
由于小分队成员中不少人的编制在中科院，胳臂扭不过大腿，华罗庚等只得又回到了北京。
凡科学院的队员回北京后就不许动了。不仅不让动，还专拨一间空房子要他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批判华罗庚的“资产阶级思想”，要华罗庚的学生与他们的老师“划清界线”。
小分队队长陈德泉与骨干岳枫、李云生，不满科学院一些领导的做法，跑去向胡耀邦汇报。胡耀邦是了解华罗庚的，他当即表示：
“华罗庚用不着介绍了，他是我们的国宝。”并请科学院原领导成员秦力分管小分队。当秦力听到华罗庚在陕西受到的折腾以及回京后所受到的批判，气得两手直发抖。他公开表示了对小分队去外地晋及“双法”的支持，他对陈德泉等人说： “你们什么时候要来找我就什么时候来好了。”
70年代初的一个深秋的晚上，胡耀邦亲自登门看望了华罗庚。华罗庚对此深念不忘，迄今还留下了文笔优美的回忆文章；
“你可否谈谈这几年来到乌蒙山区，大渡河畔，白山黑水，把数学应用干实际的情况和体会?”客人的诚挚、关心、支持、细致入撒的态度感动了我。我觉得有千言万语要讲，但又不知从何说起。
对我自己来说，这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书斋和教室是我的田地，特别是一个单科独进、自学出身的人，数学总算学了一点，而其他学识可以说一无所有。我羡慕那些受过正规教育的人们。数理化，天地生，都有起码的常识。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不容易跨出的一步呀！但事实上也不是想像中的那样困难。因为这是大家共同关心的事，与群众有了共同语言，共同心愿，众擎易举，众志成城，何况还有像今天和我坐在一起促膝谈心，关怀我、鼓励我、支持我、指引我的人呢！难道这一点困难，我们就无法克服?难道学术权威的浮名，反而妨碍了为人民服务的宏愿?能力有大小，莫以善小而不为!做一点算一点嘛。
……客人在静听着，不时提出问题。我们的心在共鸣，脑在同想，越谈越深。他突然提到一个问题：今后你的打算是什么?我因思虑已久，脱口而出，提出了12个字：“大统筹，广优选，联运输，大平衡。”客人沉默了片刻，看得出他在用心思索。“我赞成你的方向和到实际中去找课题的道路。但你提到的12个字，能不能改动一下?”他态度平易近人，用的是商量的口吻，并且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则性方面来帮我思考，启发我自己修改自己的提法，这比听起来滔滔不绝教育人和简单地批评“头脑僵化”的效果要好多少呀!
当时我真是见树不见林，以为我们国家正遭到由于不平衡所造成的损失和困难，眼前的现象蒙蔽了我，因而忘记了不断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正道。于是，我想把“大平衡’改为“策发展”是否好些，他点头了。后来在实际中经过反复考验，数学理论深刻推演，也确实证明计划经济中‘策发展’比‘大平衡’确切得多，积极得多。
夜深了，秋凉如水，可敬的客人留下了理论上的指点，方向性的引导，使我朦胧地认识到科学与社会与哲学的关系。我送了他一程又一程，但终于赶不上他快捷而安详的步伐，不得不停下来以目相送。西风紧，霜花浓，不戴帽子，不戴围巾，背影在麟胧的月色中消失了
在胡耀邦的全力支持下，1975年9月，华罗庚毅然决定应黑龙江省的邀请亲率小分队去该省普及“双法”。为了华罗庚的健康与安全，这次吴筱元曾竭力劝阻华罗庚再出远门。筱元深情地对丈夫说：“罗庚啊，我只想对你说，一个好的男人，应该是志在门外的，我并不想总拖你的后腿。但你也应该晓得，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这也不只是为了你一个人。我们这辈子实在是活得太累了!”
华罗庚双眼有些湿润，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筱元，你讲得很对，也很在理，我哪能不明白咽?我这一辈子，负债最多的，一是我母亲，一个就是你了!”
华罗庚自己决定了的事，一般人很少能使他改变主意。华罗庚这次去了大兴安岭，亲自给伐木工人宣讲“双法’。在华罗庚的指导下，黑龙江省林业局把统筹法用于林区的“采”、“运”、“育”，果然大大地减少了浪费，提高了工效。有一个林场安排冬运木材时，不但提前一个月完成了冬运任务，还使劳动生产力提高了33％。
过度的劳累，华罗庚回到哈尔滨就病倒了。经当地医生检查认定，这是心肌梗塞发作所致。于是从北京请来了心脏病专家，华罗庚的朋友黄宛以及他的长子华俊东、小女华密、长孙华云等，也闻讯赶来哈尔滨探望。
华罗庚在医院住院期间，虽谢绝一切探视，但大庆的工人和一些劳模、大连机车车辆厂的不少工人、技术人员，仍纷纷专程赶来探望。还有不少来探视的人员被医生挡在外头，其中一些老年工人竟在医院的走廊上掩面啜泣。
病稍愈，他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有关“双法”普及工作的情况，信中他再次向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本人愿意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愿意继续以自己的微薄之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坚强决心。他特意让他的儿女华光、华苏将此信抄寄毛泽东，并附去华光、华苏的一封信；
敬爱的毛主席：
这是我父亲在病榻上给你的信。因他有病写得很草率，嘱我们抄写清楚呈上，并附原稿。
敬祝
健康长寿
华住哈省医院
华光
谨上
华苏
1975．10．1
毛泽东在10月5日即作了如下批示：
退华罗庚同志。
意思很好。大病新愈，宜多休养一段时期，待全好后再去为适宜。
毛泽东
10月5日
华罗庚在病床上，想前思后，心潮涌动，写下一首《病中吟》：
我身若蒲柳，难经九秋风。
打击不算大，狼狈如转蓬。
几为仇者快，几为亲者痛。
幸赖群众力，姑能顶妖凶。
华罗庚“夏战浙豫冒酷暑，冬战松辽斗冰寒’，他带领小分队为普及和推广他所要“试验”的“双法”，曾不辞辛劳走遍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行程达20余万公里。他推广“双法”，使数以百万计的人得以学习数学科学，并参与实践，由此促进了我国应用“双法”的大批企业大幅度的节支增收。据华罗庚同乡、原西南电力设计院总工程师施哗的不完全统计――
天津碱厂，纯碱生产优选后，每年可节约粗盐9000吨，价值27万元；
内蒙古推广“双法”后，据对80个企业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每年可以增产节约800万元；
四川省推广运用“双法”仅4个月，即增产节约2亿元；
湖南军工生产某项产品，在90道工序上优选了200多个项目，坚持使用7年，每年可节约120万元，
广西粮食局应用优选法，取得473项成果，增产大米777万斤、油脂14万斤；
安徽两淮煤矿应用“双法”后，采煤按原计划提前两年完成任务，每年可为国家多生产原煤4000万吨；
广州东方宾馆、白天鹅宾馆用统筹法组织施工，缩短了施工期，提前开业，分别增收外汇200多万元，还节约贷款利息1000万元港币。
华罗庚在一首题为《心意》的诗里写道：
我对生产本无知，幸得工农百万师。
吾爱吾师师爱我，协力同心报明时。
锲而不舍是古训，一步一难甘如饴。
不羡大鹏羡牛犊，愿为人民拉铁犁。
华罗庚就是这样一头勤勤恳恳、无怨无悔为中华民族亿万人民“拉铁犁”的 “牛”，他一生踏遍祖国山川，同时也把他的心血和汗水溶进了偌大神州的每一寸土地。
留得丹心
1979年清明节前夕，华罗庚应邀与陈德泉、潘承烈、那吉生等，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一个转折点之后的西欧四国(英国、荷兰、联邦德国、法国)之行。
从1936年他作为访问学者到了英国剑桥，到这次应伯明翰大学利文斯通教授所邀去英国讲学，这之间已间隔了43年之久。
他这次在欧洲的重新出现，在许多外国朋友的眼里，被看作是一种神话。哈贝斯坦在《华罗庚论文选集》的序言里曾这样写道：
1979年华罗庚在欧洲突然出现，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是个罗曼蒂克事件，它使神话变成了现实。长期以来(似乎是命运注定的)华罗庚在我们的数学编年史上，仅是一个令人崇敬的名字。但他本人意外地、端庄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庄重而活泼，富于生气与智慧，安宁而又不停地探询新的成就。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在国际舞台上消失了三十年将使人们蒙受多大的损失啊！
为千百万人的数学方法
中国?华罗庚教授主讲
明艳的春光里，在伯明翰大学校园里的这张别具一格的巨幅海报，引动了校内外成千上万的学生、教师、工人及许多行业的经管人员前来听讲，并为之惊奇、赞叹。
首次讲演，主持人简短地致词后，该大学著名数学家威斯顿教授即热情地向大家介绍说；
“华罗庚教授是当代最杰出的数学家。他近年在应用数学方面的成就为全世界所瞩目。他又是一位品格高尚的人，每当他的祖国处于生死存亡关头，他总是赴义恐后，从不见‘利’忘‘义’。”
在这次演讲中，他只讲了他此次西欧之行准备要讲的13个专题中的一个专题《推广数 学方法的一些体会》。他幽默风趣的讲演，博得了会场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当场就有一位美国的数学家说：
“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数学，想不到数学中的一些不同分支会这么有用！更想不到数学还有这么神奇的力量！”
在伯明翰的一次集会上，一位女学者向他敬酒时，突然问道：“华教授，你不为自己回国感到后悔吗?”华罗庚神情严肃地回答说：“不，我回到自己的祖国一点也不后悔。”
8月中旬的一天，他在伯明翰市中心的一家高级宾馆里，会见了多年久违的香港著名作家梁羽生。
梁羽生问他：“华先生，您此行欧洲，就是专为来讲学的?”
华罗庚直率地回答：“不，讲学只是一个方面。我到这里来，是要向人们显示：就是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也不能把中国人民压倒！另外，我来这里也是为了‘抛砖引玉’，也可以讲是有意‘弄斧班门’。我已准备了13个专题，我打算捡自己最擅长的拿出来请教人家。我一贯主张‘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我以为，敢于在行家面前亮短的人，才真正是学有所长的人！”
在剑桥大学，当他坐上了当年牛顿、哈代所坐过的那张高背椅，面对数千学生讲了他的“数论在数值分析中的应用”之后，在回住地的路上，他对他的学生们说：
“我今天坐上那把椅子，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光荣，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光荣!这也说明，中国人并不比别人笨!只要我们有志气，能吃得苦，耐得劳，世界上什么样的殿堂，什么样的交椅，咱们的中华儿女都是可以到那里站一站或坐一坐的!”
在荷兰讲学时，一位在此地的美国学者听了他的学术报告后，当天就给华罗庚写信说：
“听了你在荷兰爱因霍文的演讲，真正令人赞叹不己!你向大家表明，一个属于第一流的学者，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仍然能够做出十分出色的成绩。您使我们这些生活在安逸与稳定环境中的人们，只会感到自愧弗如，只能感到羞惭！”
那一次，会场内有一个英国朋友问他的一个助手：“你的那位导师华罗庚教授，想必早应该是百万富翁了吧!”
那位助手很自豪地回答说：
“我不知道我那位导师究竟有多少英镑美元，但我晓得，就那‘华罗庚’三个字，就可值百万英镑！”
1979年11月9日，华罗庚身着银灰色的中山装，缓步走向法国南锡大学的大厦礼堂，接受该校“荣誉博士”的授予。
当他在嘹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接受加冕时，这位时年66岁的为数学奋斗了大半生的中国数学巨子，不觉两眼潮润。
在他十分兴奋地接受海外同胞的热烈拥抱的那一瞬间，他从颤动的嘴唇中进出的第一句话，仍然是：
我的一切光荣，都属于我的祖国！
就在我出席伯明翰大学校园里那次欢送会之前，一个佳音从祖国的心脏北京飞越大洋传到我的耳畔--1979年6月13日我被接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了表达我对党的坚定信念，今年3月份我写了《破阵子?奉答邓大姐》这样一首词：
老同志，深愧怍，
新党员，幸勉称。
横刀哪顾头颅白，
跃马紧傍青壮人，
不负党员名。
华罗庚在一篇真实传达他的心声的《祖国，我永远做您的忠实的儿子》的文章里，欣喜地写了如上一段话。
从有民主理念的数学家到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华罗庚先后四次(1963、1964、1967、1979)递交了他要求加入共产党的申请书。他现在，终于如愿以偿。
在那以后，从1980年8月8日，华罗庚由北京启程赴美访问到1981年2月11日离开旧金山途径香港访问一周回国，历时6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陪同着他的大都有他的儿媳柯小英和他的学生那吉生等。这期间，他应邀访问了26所大学，3家公司，共作讲演38次。由于健康原因，对另外22所大学的邀请，他未能如约。
他在1984年7月3日于美国写下的那首《在洛杉矶海边山巅别墅隔窗西望有感》，已有了生日无多的预感和壮志难以尽酬的惆怅与叹息：
茫茫一海隔，落落长相忆。
长相忆，白云掩目苍海碧。
时光不倒流，往事何必多回忆。
掌握好今时今刻，为人类尽心尽力。
身后原知万事空，人生难得三万六千日。
不珍惜，不落实，悔何日，空叹息。
1985年6月3日，华罗庚率陈德泉、柯小英等一行乘飞机赴日本讲学，最后以“主席先生，按规定的时间已经超过，我可以延长几分种吗?”的憾人心魄的言语，倒在了 扶桑之国的大学讲坛上！
早在1980年春季的一个清晨，他让中科院应用数学所的方伟武留下了他的遗嘱，其要点有：
死后丧事从俭，骨灰撒家乡洮湖中；
我国底子薄，基础差，要提倡多干实事，有益的事，少说空话，大话；
发展数学，花钱不多，收益很大，应该多加扶持；死后，所收藏之图书及期刊，赠送给数学所图书馆。等等。
终于，这位大数学家，以他似慧星的一耀，在异国讲台上兑现
了他生前的诺言：尽心尽力为祖国，我以我血荐轩辕！
自此以后，我巍巍中华，已不能再看到华罗庚教授那魁实含笑的身影了，但他奋斗终身所留下的那笔宝贵的科学遗产与精神财富，将使得我中华儿女永远受用不尽！
人生自古谁无死?华罗庚已留得丹心昭日月，留得宏业耀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