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贱夫妻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犯中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于东北沦陷之后迁往抗日的大后方昆明。三校合并，成立于“西南联合大学”。
只身在海外的华罗庚，从英国报纸上看到日本侵略军越过黄河继续向南方进犯的消息，他立即转托国内一个朋友，叫他设法告诉他的妻子：他即将回国。鉴于清华已迁昆明，要她赶快带领全家离开金坛去昆明。如果她先到了，可先投奔现已在西南联大的杨武之先生。
从民国廿六年(1937)十一月二十日，三架日机空袭县城，到这年的十二月五日日军侵占县城，大肆烧杀抢掠，金坛城里一直人心惶惶。
日机第一次空袭金坛后，吴筱元征得公爹华老祥同意，带着华顺、华俊东和她自己的母亲，先避居金坛唐王乡华莲青家中。
莲青成年后，下嫁唐王乡一位小有家产的刘姓。丈夫刘道生是个大学生，为人不错，但有些不务正业。夫妇两人脾气不合，情感一直不很融洽。莲青一向挚爱其弟一家。为着华家，也为着自身的解脱，她毅然变买了自己所有首饰，又向其小叔子借了点钱，便随同筱元一道逃离了金坛。
筱元行前，将公爹交托堂兄华发育夫妇关照，顺将城里南新桥几间住房奉送给了他们(不多久，华老祥便于金坛老屋病逝)。这样，她才带了两个年幼的孩子，连莲青和自己母亲共六人，租了一条船，由金坛出发，经鄱阳湖，到达江西吉安。在吉安一位中学老师家住了一日，后转经长沙，再乘长途汽车到达昆明。
他们在贵阳途中，除筱元一人外，都患上了疟疾。幸有唐培经的一个妹妹住在贵阳，帮他们治好病，又资助了他们一些路费。
1938年初秋，华罗庚提前结束了剑桥研究工作，从伦敦乘船取道大西洋、印度洋、新加坡、抵达香港，再乘飞机经西贡、河内，直达昆明。万里海空之行，不特为妻儿，主要是祖国正在受难。他不能静坐大洋彼岸，遥视不顾!
先到昆明的吴筱元一家，由杨武之等先生帮忙，先安置在离西南联大不远的青云街一间租来的平房中。华罗庚到了之后，全家又搬去昆明城外20多里地的一个小村庄里。
那是一幢小楼，华罗庚一家占着其中的两小间厢房。主人家养有猪、马和牛。晚上，牛儿在楼柱上擦痒，楼板就跟着格吱格吱地摇晃。遇着风雨，那年久失修的小楼，颤颤悠悠的，好像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
此时的熊庆来先生已出任昆明的云南大学校长。西南联大虽由三校组成，除共同招生，各校教授仍由各校自聘。这时的杨武之教授接任了清华数学系主任一职。华罗庚去时，他虽说早已名扬海外，但因在剑桥并未获取学位，还只是原来清华的教员，因此他的职位安排又成了问题。不过那时的西南联大，学校当局还是比较开明的。华罗庚经杨武之先生力荐，复经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竭力褒扬与支持，他还是由教员一跃而为之正教授。至此，他已是第三次突破了清华大学录用人才的记录，这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尚属首例。
华罗庚虽是当上教授，但靠那点薪水要维持一家七口的生活，在战时物价飞涨的情势下，那真是难而又难了。不得已，他有时不得不改换名姓，到附近一些乡村中学去兼一点课，以聊补家用。
就在这最困难的时候，筱元默默地支撑起了这个正处在苦难中的家庭。她每天得跑到很远的集镇去买菜，然后再慢慢地一个人背回来，孩子则交由莲青管带，生活再困难每天她也要做两个“荷包蛋”给丈夫吃；她还同莲青去帮当地商店加工一些刺绣品，以贴补家用；而每天晚上，待服侍孩子们睡下，她还得陪伴丈夫，有时除了倒茶送水，还得帮丈夫抄抄文稿；到了冬天，她原本白嫩的手开了口子，罗庚劝她搽些蛤蜊油，她则苦笑着说：“你还是去弄你的‘多复变函数’吧!我又不去当演员，手上有一点小的‘复变’有什么要紧啊!”
那一年，他们的第三个儿子(此前还生了个儿子华陵)诞生了。
身为堂堂教授的华罗庚，此刻竟无力送他的爱妻去医院分娩!
在那孩子终算平安光临了这个“金瓯半缺”的世界之后，吴筱元问及关于这孩子的取名时，华罗庚神色黯然地支起那条残腿，面对那一萤灯火，猛吸了一口烟说：
“薪水用完了，家里钱也花光了，但华家没有完，华家又多了个后代。我堂堂中华，会光复，要振兴的。筱元，就给这孩子取个‘华光’名字吧!”
有道是“贫贱夫妻百事哀”。这对患难中相依为命的年轻夫妇,虽置身于“猪马同圈”、“危楼欲倒’中，还苦中逗乐呢!
二“劫”幸存
华罗庚“文革”后在母校的一次讲话中说：
“抗日战争期间，我从英国回来，当时后方条件很差，回到昆明以后，吃不饱，饿不死。……在那个时候，日本人封锁我们，而且还轰炸。在那种困境下，许多教授不得不改行……”
华罗庚没改行，只是偶尔到附近中学去兼点课。执教之余，便在那如豆的灯下，弄他的数学。那灯盏是用香烟罐子做的，摘些棉花做灯蕊，为省点儿菜油，蕊子总是捻得小小的。那时候，著名学者闻一多以挂牌刻图章为“第二职业”，知名教授吴大猷则养几头猪为其“副业”。
昆明既是重镇又是后方，加之美国陈纳德将军“抗日援中”的飞虎队空军总部就驻扎在这儿，因此，日军来此狂轰滥炸便成了“家常便饭”。
每有空袭警报，华罗庚一家就躲到城外野地里去。他是治学一刻不能闲的人，人到哪里研究资料备课本就带到哪里。
在他一家搬迁至城外黄土坡村时，他请人在不远的山谷里挖子个防空洞。洞有半人高，能容10余人。华罗庚在联大教授他的《堆垒素数论》时，有两个学生闵嗣鹤、钟开莱与他很接近。其中闵嗣鹤家是靠着华家的。一次警报后，听到远处日机的轰鸣声，他便同筱元打了个招呼去闵家，说有个什么数学问题要找小闵商量一下。哪晓得华罗庚刚进入闵家的防空洞，日本飞机已飞临山谷上空。日机随即往黄土坡村一带投掷炸弹，其中一颗炸弹正好落在闵家防空洞的附近，那炸翻的石片黄土一下就将那洞口淹没了。
机声渐远，外面相对平静了。筱元、莲青看见自家的洞口已塌了一角，赶紧抱着、拽着孩子往外跑。被爆炸声震糊涂了的吴筱元，一想到丈夫还在闵家，又赶紧丢下手中的华陵去找。她走近闵家时，只见闵家洞口的石片尘土中，只模糊地露出几个人头和几只手。筱元一阵狂呼，这时附近连着的防空洞里出来了许多人。筱元、莲青与那些“洞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足足扒了两三个小时，才将华罗庚等一一从土里救了出来。
华罗庚那次在母校说：“有一次日机轰炸，我被土一直埋到脖子。”大概就是指这次“劫”后逢生。
隔了几天，在桂林德智中学教书的昔日好友王时风，听说华罗庚遭日机轰炸劫后余生很不放心，专程跑来看他。老友相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他在向王时风介绍当时“被埋”的情况时，很幽默地说：“日本天皇想请我‘归天’也不能这么‘请’法啊!我华罗庚掉在水里淹不死，遭了瘟疫病不死，埋在土里憋不死，看来我这个人每有劫难总有观音菩萨护着，我这个人是死不了的啦!”
罗庚问及他最近的情况，时风告诉他的老友：
他那个学校有个叫陈德健的学生会主席，要求进步，他就借给小陈一本斯大林写的《列宁主义问题》。小陈看了此书就向一些同学去宣传，结果让学校的训导主任何某发现了，何便去向校长报告。校长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学校原拟要逮捕这个学生，后来还是他托了一个叫李嘉人的老师，通过李嘉人和郭德洁的妹夫谢中天的关系，最后打通郭的“关节”，才“大事化小”了的。
讲了这样一件事以后，王时风很诚恳地告诫华罗庚说：
“你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一激动起来讲话就没遮拦，见了不平的事又不吐不快。但在日前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还是要谨慎些好。你晓得那个苏东坡，一辈子吃了‘口没遮拦’的苦头，你这次万幸未被土埋，愿你的才华，今后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
听了王时风的话，华罗庚默默地点了点头。
专著脱稿
欧洲数学之王高斯，曾把数论置于科学之巅，他早有名言：“数学为科学之皇后，数论乃数学之皇后。”
华罗庚从中学时代喜欢上数学到辍学在家时开始钻研数学，他“眼界”一上来就是很高的。进入清华后，自他听杨武之先生开的数论课，并师从杨先生学习数论，即用初等方法来研究堆垒数论问题。在清华的3年(1934年到1936年)时间里，他在中外数学杂志发表的21篇文章中，其中就有14篇关于数论的。他在英国剑桥，亦以研究堆垒数论为其主要目标。在这期间他在国外诸多权威数学杂志上发表的十几篇论文，也大都集中在数论方面。他在剑桥两年，曾赢得了“将欧洲同事的工作包罗殆尽”的美誉，由此也奠定了他进入世界主流数学家的地位。
华罗庚寄旅昆明期间，尽管生活、工作极其艰苦，但他在1940年到1943年的4年时间里，仍写出了20多篇极富创见的数学论文。其中，日后被中外数学家视为经典名著的《堆垒素数论》，就是在这期间完成的。
《堆垒素数论》主要是关于素数变数的华林问题的研究，以及变数之素数的方程组的研究。华罗庚在学习并掌握了彼得学派、苏联著名数学家维诺格拉陀夫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维氏的方法扩大应用到数论中各个不同的方面，并进一步作了创造性的发展。
关于苏联这位大数学家，早在1935年法国数学家阿达玛、美国数学家维纳应邀来清华讲学时，阿达玛就曾向他建议说：“苏联的维诺格拉陀夫对华林问题的贡献非常出色，他的方法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主要方向，应该注意。”后来，阿达玛就热诚地介绍华罗庚与维氏直接通信。
华罗庚曾在一篇文章中称：“我开始向苏联学习是在1935年，那时我最羡慕苏联的与其说是她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如说是她学习上的创作――特别是数学上创造性、精辟性的工作。更具体地说，就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劳动英雄维诺格拉陀夫的研究工作。”
随着华罗庚与维氏有了通信联系，而维氏又经常把他数学方面的论文和关于研究华林问题方面的著作单行本寄给他，这不能不说是对他的一种鼓励与鞭策；而他在这方面受到维氏的影响与启迪，也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华罗庚从1940年起集中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数学专著《堆垒素数论》。他将这一心血结晶寄给了设在重庆的中央研究院。可笑的是当时堂堂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有关学术委员会，其时竟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对此书稿加以评审。后来，还是本世纪初就已蜚声中外数坛的何鲁教授，在“火炉”重庆的一座小楼上读到了此稿，后经他浑汗审勘又作了长序力荐，这部划时代的数学名著才得以为世人所知。
何鲁先生读了此书稿，即对人说：“此天才也!”。后来，他同熊庆来先生等一起，竭力主张对华罗庚授予数学奖。国民党有关当局接受了他们的意见，给这部书稿颁了奖。这是国民党政府颁发的唯一的一次数学奖。
1941年，华罗庚将此书手稿寄给了维诺格拉陀夫，维氏立即给他回了电报，告诉他此书稿待战争结束后将立即付印。这本书最早以俄文出版，其校样是华罗庚1946年访苏时亲自审定的。1947年，此稿以苏联科学院“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第22号专著出版。这本书一直到1953年才在国内出了中文版。
尘沙难埋金子。勤奋总有酬报。当华罗庚第一次从人民政府那里领回自己那本书的奖金，双手交至筱元手中的时候，筱元曾不无辛酸也不无欣慰地对丈夫说：
“看来钱花光了不要紧，只要人在，老天爷也有开眼的时候!”
华罗庚在那次黄土坡村逢凶化吉后，又将全家搬到了离城更远的郊区大塘子村去居住。这村的东头有一条很长的弯弯的河沟，沟里水浅波碧，河埂两岸花柳成行，景致十分幽美。华罗庚选择这个地方，一是距杨武之、闻一多先生的家都很近，二是这儿既可躲避刺耳的警报，又可借河沟上下的僻静所在看书搞研究。
罗庚在那个小村子住了些日子，与一多先生由相识到相知，经一多先生提议，罗庚一家就搬至闻先生居家所在的陈家营去了。
闻家所住的这幢房子，是座土木结构的二层小楼。闻先生一家原住二楼的两间正房，一间厢房。楼下是灶间，还有一个空着的牲口圈。罗庚去了后，闻先生腾出一间正房供华家住。这两间正房之间没有隔墙，他们便挂了条床单分出“楚河汉界”。夜深入静，华罗庚这一边灯下弄“数论”，那一边闻一多则埋头搞“�瓠”。
一多先生埋首古籍之余，每踱步“河界”，掀帘打趣：“华先生，我这个人平日连钞票也点不清，你在那既‘堆’又‘垒’，这‘素’是个什么东西，如此‘数’之‘论’之，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
罗庚这时也便辍笔而戏言：“那远古高辛氏的女儿，她自愿与一只神犬�瓠结合，他们两个听说入谷后还生有六男六女。这当中想必有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故事，你先生能‘考’得清楚道得明白吆?”
有一次，华罗庚为避日机轰炸，去一所中学上课迟到了。这时班上的学生正静静等着他的到来。当他大汗淋漓地跨入教室时，学生们马上鼓掌以示欢迎。他微微向学生们鞠了一躬，说：
“同学们，很对不住，我迟到了!都怪那日本鬼子偏偏看上我花光釜(华罗庚当时的化名)，那鬼东西一直在我头顶上嗡嗡叫，我倒希望他丢几只‘香蕉’(炸弹)下来给我，我肚皮正好饿着呢!”学生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上完课，他应邀急急赶去同乡高允升先生家吃面筋塞肉。他赶到时，王时风(他因那次“借书”事件被解聘，经罗庚介绍这时在联大教书)、钱闻(华同乡，当时也在昆明工作)，已先他而到。他因饿难忍，一坐下来就喊：
“我肚皮饿死了，老高，快救救我!”
老高夫妇立即忙了摆桌。华、王、钱、高正要碰杯，闻一多这时赶来了。他一进门就欠身拱手，说：“我迟到了，很对不起诸位!那日本鬼子的飞机，真他妈的讨厌!” 华罗庚做了个鬼脸，说：“闻先生，我上课迟到，你吃饭迟到，怎么跟我讲的是一样的‘台词’啊?怪哉!”他赶忙给斟了酒，递过杯子去，“不过，老高慰劳我们，你来迟了，就只好少吃!有意见吆?有意见也只好去找日本天皇!”
1944年，昆明市各界人士为纪念五四运动举办了一个晚会。
晚会上，闻一多不顾国民党特务的威吓，在会上讲了许多话公开支持爱国进步青年。
晚会第二天，罗庚碰着闻先生，便开玩笑地对他说：
“高辛氏入谷，你老先生却公然出山，你难道就不怕那帮魔鬼的两寸头的子弹?”
“国家糟到这副田地，人民穷到这副模样，那帮东西还不让人讲话，真正岂有此理!中国历来就有不怕死的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倒也不信他们那个邪!”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因感于一多先生走出书的“围城”，并愤于日寇的猖獗和特务的横行，华罗庚便借着一线灯光，拔笔写下了如下诗行：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那刻儿，闻一多合家八口，靠那点薪金实难维持家计。为着生存，这一年的仲夏，他不得不在昆明市口挂出一副令世人惊奇的招牌：“闻一多治印”。
声名卓著的学者兼诗人，现今干起这样的营生，当属全国新闻。一些文坛同好，马上便撰文在报端介绍张扬：
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源始，海内推崇。
“名人效应”，自古而然。一时间，远至南京的达官显贵，近及当地的乡绅富豪，都纷纷赶至昆明，求他治印作谱。而他，对于那些附庸风雅的政客豪富，这十之八九要被拒之门外。可他却偏偏精工镌刻了一枚玉石图章送给了华罗庚，还于上面刻有数行小字：
甲申岁晏为罗庚兄制印兼为之铭曰：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伦，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
1946年春，华罗庚访苏前夕，闻一多曾极力鼓动与支持他去苏；华回国后，闻和其他一些人还为他组织了欢迎会。
1946年6月，华罗庚离开昆明，那时西南联大宣布解散。这一年的7月，闻一多参加民主斗士李公朴追悼会返回途中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华罗庚在南京到上海的途中听到闻先生遇难的消息，悲愤难抑，从心底吟出：
乌云低垂泊清波，红烛光芒射牛斗.
宁沪道上闻噩耗，魔掌竟敢杀一多!
访苏三月
早在30年代初期，华罗庚就与苏联科学院的维诺格拉陀夫教授有了通信联系。回到昆明以后，为著述《堆垒素数论》，华罗庚加强了这一联系。随着华罗庚在世界数坛上的声名鹊起，苏联科学院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华罗庚去苏访问、讲学。
1946年2月25日，华罗庚从昆明乘飞机先飞至印度的加尔各答。
由于申请办理乘机优先证十分费时，华罗庚在加城停留了十余日。这期间，他同印度数论学家皮拉曾热烈地讨论过数论问题。皮拉教授对华罗庚极为推祟，他后来写的一本数学专著，其序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写这本书，得到华罗庚教授的帮助很多。”
至3月8日，华罗庚才乘飞机离开加城，取道卡拉奇、巴士拉、德黑兰等地，前往莫斯科。
在赴苏途中，华罗庚乘坐的飞机在伊拉克的一座雪山顶受困。那山上冷寒彻骨，山下狼嗥之声清晰可闻。机舱里的人都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为脱出困境，华罗庚于飞机上发出传呼，请求国民党驻德黑兰的使馆予以帮助，可大使馆官员却置之不理，还有人对他冷嘲热讽“你不是要去苏联吆?你‘红帽子’已经戴上了,还怕什么冷啊?!”
华罗庚一怒之下，便在飞机上写下了一首诗，以宣泄胸中的气恼：
“我欲高飞云满天，我欲远走水溢川。
茫然四顾拔剑起，霜华直指霄汉间!”
3月20日中午时分，华罗庚乘坐的飞机抵达莫斯科机场。迎接他的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列文生司长和翻译司司长特洛索夫。
行进途中，当华罗庚看到苏联科学院各个研究所的一幢幢大楼高高耸立在林茂景幽的白雪世界里时，他在《访苏三月记》中曾感慨系之地写道：
“我们中国的科学家，哪天亦能在我们自己国家的伟大的科学院内，安心地埋头做我们的研究呢?”
过了两天，他去参观莫斯科大学。在参观了应用数学系后,他对狄龙奈先生说：
“中国，有一般人，认为数学无用，也有一些数学家，自己数学研究得很好，但总觉得数学无用武之地，其实，是因为没有中间的这一道桥棵，把数学和应用连接起来。”
3月28日下午，他应邀去参加斯泰克诺夫研究讨论会，不期遇着了神交已久的维诺格拉陀夫教授。
维诺教授，五十五六岁的样子，身材高大，显得很精神。
访苏之前，华罗庚寄出的那部《堆垒素数论》书稿即将用俄文付印。维诺请他在书中题几个字，华罗庚写下了：
谨以此书祝中苏邦交永笃!
维诺教授十分了解中国。他知道长江黄河有多长，喜马拉雅山有多高。他用中国 话笑着对华罗庚说：
“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就是缺几位好好治理它的人。华先生能讲外语却不忘乡言，连题辞也要中国化，这使我深感佩服的!”
华罗庚在苏会见了包括维诺在内的近20名苏联著名科学家。这里面有翻译过他《堆垒素数论》的舍盖夫、巴谢列柯夫教授，有他在西南联大教授过的《连续群》一书的著者庞特里雅金教授，有后来继维诺后成为苏联数论明星的林尼克等等。这么多世界一流的数学家会见华罗庚，真是太长了中国数学家的志气，为国家争了光彩。
华罗庚访苏期间，就“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等讲述了他在1942年至1946年间的研究成果。他的那些学术报告，受到了苏联数学同行及大学生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扬。
在苏联，有朋友愿为他治好腿疾。由于治疗过程需要四个月时间，而他即将去美国考察访问，因而未能如愿。
华罗庚在苏联整整呆了三个月。这年的5月12日，他结束了对苏联的友好访问，回国途中再经加城遇着同窗好友虞慧生时，见面第一句话便用四川方言讲：“老兄，我这次去苏联讲学，硬是要得!”
他颇为得意地告诉慧生：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说他驻莫斯科多年，“苏联政府还从未请他吃过饭”。这次我去了，他“沾光不少，参加了不少宴会”。他说我是“中国的‘国宝”，还拍电沿途领使馆，请他们对我“不仅要照料而且要保护”。
慧生忠告他说：“你现在也确实是‘奇货可居’了，但我看，像你这种人才，政府应该为你准备一个良好的环境，让你安心继续钻研数学，这样你对国家及世界的贡献必定更多更大。如果放弃学术研究去步入官场，这可能是一着严重的错棋!”
告别乡亲
1946年7月，华罗庚将一家大小从昆明带至上海，暂住兆丰公园对面的中央研究院研究所楼上。距启程赴美访问还有两个多月，这期间他便回了一趟金坛。
1942年起，国内报刊开始登载介绍华罗庚事迹的文章；1946年5月访苏归国后，华罗庚曾一度成为新闻传媒的热点话题。
金坛的市民听说华罗庚回来了，许多人奔走相告，都觉得这是金坛有头有脸的事儿。
金坛县报《坛报》7月13日登出一条消息；
“华罗庚氏昨莅坛，今日各界举行欢迎会。”
因那欢迎会就在县城大沿河巷的“社会服务所”的礼堂召开，下午，这条紧靠丹金漕河的小巷，像过年似地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
稍前，华罗庚的两位恩师韩大受与李月波，已从上海返回金坛度假。
罗庚抵金坛时，县府一位秘书曾来告及：明天的欢迎会，政府会派小车来接他， 届时，韩、李两先生亦将邀请到会。罗庚问他，这两位先生也派车去接吆?答说：这倒没有考虑。华罗庚当即沉下脸来：“这你们怎么没考虑到?在下是两位先生的门生，焉有学生坐车而让老师步行的道理?”
当晚，华罗庚即去拜望了韩、李两位先生，并相约翌日一同步行至会所。
会场布置得很简朴。主席台以几张课桌拼成，上方悬挂着热烈欢迎他们三位的大幅横标，台下用木制靠背长椅分左右排列两大排。他们未入会场时，金坛县中的师生、各校的中小学校长及金坛部分知名人士，早已落座恭候。
华罗庚穿一件咖啡色夏布长衫，着一双圆口玄色布鞋，精神饱满，仪态非凡。他进入会场时，全场起立鼓掌。他坚持要老师走在前面，李月波先生谦让不前，他笑着说：
“百分之百应当是老师走在前面!”
主持人简短致词。校友代表胡柏寿发言后,大家一再以热烈掌声欢迎华罗庚讲话。
华罗庚欠身站起，一再与众人打招呼：
“我的两位恩师今天都荣幸在座。这样的盛会，理应请两位先生先讲，否则，哪有我讲话的资格!”
谦让再三，还是由大受先生率先发了言。他很谦虚地谈了他近几年在沪执教的情况，而后对家乡如何发展农桑的事谈了他的看法。他勉励母校师生“以大众的意志为意志”，“以华罗庚先生为榜样，爱国爱乡，庄敬自重”。
华罗庚接着讲话。他说：
“我是学自然科学的。有关数学上的问题，只要我能作答的，诸位提出来，我都可以表示一点意见。如若谈及政治问题，请恕我才薄学浅，就不能献陋诸君了!”
原来，华罗庚昨日见着堂兄华发育，华就告诉他，近日国民党县党部正推行“勘乱”，县总工会的一些“纠察”现正密布街头，像“探子”似的，要他此次回坛，只访亲问教，最好莫多谈国事。
华罗庚是聪明人，焉有不明之理?
接下去，罗庚向全县养育和培养过他的父老师长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丁赴苏备受欢迎的情况，接着针对当时一部分青年学生存在着“靠机遇’、“走捷径”的思想，着重谈了青年应该如何学习的问题，他说：“学习上没有什么天才，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求学问必须艰苦努力从头抓起，步步踏实，逐步前进，不断积累，毫不放松，才有可能真正有所成就，并进入有所创造的境地……”
会议结束后，华罗庚和他的两位老师，应母校师生的要求合了一张影留作纪念。有好多学生要求华罗庚题词，他一时写不了那么多，就一一收下带了回去。当年县初中毕业的谢伟民(现为上海科技大学副教授)，不久便拿到了华罗庚亲笔题名并加盖了印章的纪念册，那上头写着：“科学是建国的基础!”
茶话会的第二天晚上，罗庚在堂叔家约见了胡柏寿。
胡柏寿说，有些青年学生常跑来问他，问读什么学科最有前途。他问华罗庚； “你的意见呢?”
“这要看他读书的动机。”华罗庚笑着说，“如果他想日后能多赚钱，你可以叫他学外语。因为他以后可以去洋行当买办!如果他想当官，我看什么都不必学，只要把我们近人李宗吾老先生那本《厚黑学》好好参透就行了!”
华罗庚向胡简要地谈了他的访苏过程。他对胡说：
“苏联对知识分子极为重视。我在苏联讲学，他们把我当宝贝，使我非常感动”
他告诉胡，苏联方面原要为他治腿疾，因护照时间有限作罢。他还告诉胡，他即将去美访问。
胡问他：“哪您为什么要到美国去呢?”
“现在国内很糟!”华罗庚说。
“那末，您什么时候回国呢?”
“等国内政治澄清之后”。华罗庚略加思索，便斩钉截铁地回答了他。
再出国门
抗战期间，国民党在陪都重庆设立中央训练团，罗致和聚集四方精英和各种力量，以坚“党”基，以固“国”本。
1943年，华罗庚经西南联大某个国民党党员教授的介绍进入了中央训练团，并在其中接受“训练”月余。受训期间，华罗庚结识了曾是柏林大学博士、时为国民党兵工署长的俞大维将军。一次，这位俞将军将华罗庚邀约至府，设宴款待，并询及一道数学难题。凭着华罗庚过人的聪明，据说次日早晨，就将此题答案解交蔡孟坚代转俞某。自此后，俞某对华就更加心敬如仪了。
这个“难题’，据说是有关美国当时截获的日军空袭昆明的某个密电码问题。
华罗庚本人曾回忆过密电码这件事，他说这就是梅比乌斯反转公式的应用。大概是用某种梅比乌斯公式将用整数表示的明码转换成用整数表示的暗码，只要再用梅比乌斯逆变换就可以将密电码转换成明码了。华罗庚的聪明在于他能在一夜之间就洞察出这个联系。
1945年11月，受日本广岛原子弹的震撼，当时国民党军政部长陈诚、次长兼兵工署长俞大维，想建立国防科技。他们托时为西南联大化学系教授的曾昭伦邀约物理学家吴大猷和华罗庚同去重庆商谈。吴大猷直率坦陈：现时中国科学毫无基础，国防高科技非一蹴可致，现在就要想造原子弹这是不现实的，还是先培养人才为好。陈诚听了这话，觉得此议虽不无道理，但这样做总属“缓不济急”，因而有点失望。 华罗庚当时赞同吴大猷的意见。陈、俞两人也没有更高明的办法，遂同意采纳吴的意见，此后便向西南联大借聘吴、曾、华三人，遴选并率国内李政道、朱光亚、唐敖庆等总共七人，于1946年9月由沪赴美。
行前，蒋介石在庐山牯牛岭召见了华罗庚，并送他一张私人照片。在庐山的短暂逗留中，上海《东南日报》的记者赵浩生曾单独采访了他。
赵浩生曾问及他科学与政治究竟能不能分开的问题，华罗庚回答他说：
“科学与政治实在无法分开，但在中国的科学研究者，一定要努力设法使政治与科学分开，非如此挣扎，不能有些微的成就。这是中国科学研究者最大的苦闷。”
他还神情严肃地向赵浩生表示；
“如果有那么一天，我的梦想实现了，中国真正开始和平建设，我想科学绝不是太次要的问题，我们绝不能等待真正需要科学的时候再开始研究科学。”
会见赵浩生不久，华罗庚到上海安顿好了妻儿，于这年9月的一个早晨，同曾昭伦、李政道一行7人，从黄浦江登上了“美格将军号”轮船，驶离他热爱的祖国。
当时任国家资源委员会技术室技师的陈涵奎(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也去美国，正好与华罗庚同船。陈涵奎曾有如下回忆，“此船本是一条客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改为运送战士的运输船。除保留有少数层舱外，全船是通舱。床位彼此相连，每人除有一张床外，别无其他。我曾特地走到华教授的床位旁看看，看见他的枕旁放着两本小说。因为彼此都是住同样的床位，他在船上并不突出……，冯玉祥也在这条船上，带领着一批人，名义上是赴美考察水利的。”
有一天，一位陌生的中年人突然出现在华罗庚所在的船舱里。这位陌生人一走进船舱就急切地问道：“谁是华罗庚?”
华罗庚应声站起来，一位侍卫人员指着那位陌生人介绍说：“这位就是冯玉祥将军，他听说你在船上，特地从上面走下来看您来了!”
会见以后，冯玉祥气愤地对身边的人说：
“华罗庚很年轻，很清瘦，这是蒋介石的罪过，把科学家搞得这么瘦!”沉吟片刻，冯玉祥又说；“他的吃苦精神和非凡的天才，都可以从他身上看出来。可是他的腿不知什么时候得了毛病，走起路来一拐一瘸的。”冯将军因见到一位瘸腿的华罗庚被科学发达的美国请去讲学，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痛快，他认为这样也许可以把中国那种重表面而不顾真才实学的恶劣心理纠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