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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人清华(1931-1935)【华罗庚】

来源:常州市图书馆 发布时间:2019-11-30

  伯乐常有
    1931年夏初,正当华罗庚于“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境中苦苦挣扎之时,他过去中学里的同学,当时已执教浙江大学的许国荣给他写来了一封短倌。信称:母校前校长唐培经先生想荐举他到清华大学工作,问他是否愿意“忍别爱巢,北上一闯”?
    提起母校前校长唐培经,华罗庚并不陌生。唐1927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1929年应聘去清华当教员。1930年秋冬之际华罗庚曾给唐先生写过倌,并于信中附去了他自己钻研一些数学难题的心得体会,以就教于唐先生。
    清华园是国内外科技精英的聚集之地,罗庚焉有不愿受聘之理?但在当时,可怜他家无三日之粮,去京路费那就更难筹措。但这又不便明言,华罗庚只好客气地给许君回了一信,称:“此事尚难最后定夺”、“唯请先向唐先生致意”云云。
    没想到这年的暑期将尽之时,唐培经先生竟风尘仆仆专程赶来了金坛。
    唐先生当面向华罗庚转述了清华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奇其在数学上之专心”,“思贤若渴”,竭诚希望他去清华工作的心意。一个国内外很有名望的数学家,居然专门托人来这江南小县招聘人才,华罗庚哪里还有再行推托之理?受宠若惊之余,华罗庚连连表示感谢;“真得好好谢谢熊先生,好好谢谢您了!罗庚何德何能,敢劳先生您之大驾,炎炎赤日挥汗南行!……”
    原来自罗庚那篇驳难苏家驹的论文公开发表后,熊庆来教授经杨克纯(字武之)先生的推荐,读到了那篇文章。
    杨振宁博士在一篇文章中谈及其父杨克纯推荐华罗庚那篇文章时写道:
    “关于我父亲第一个发现华罗庚的《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并推荐给系主任熊庆来,早年引导华罗庚先生走上数论道路……均系确有其乎。”
    在苏家驹那篇《解法》文章于《学生》1926年7卷10期上刊出后,当时数学水平高的人也看出了些破绽。熊庆来教授便是其中之一。当时的熊先生,虽有“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之感,但似乎一时拉不下面子来亲自著文予以反驳。华罗庚这篇文章正好投其所好。他读完这篇文章,十分赞赏作者的勇气与才智,便立即向他所在的数学系的同仁们打听:那个叫华罗庚的,究竟何许人也?
    当时有人猜华是国内某大学的青年教授或讲师,也有人猜他是在哪儿留学的学生。熊先生爱才如命,访贤心切。他见无人说得清这个“华罗庚”究竟是干什么的,便亲自去学校资料室查阅了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等国内名校的教员录及“归国学生联合会”的会员名单。他忙了大半天,但就是找不到那个“华罗庚”的名字。
    过了几天,熊先生去唐培经先生处闲聊,无意之中又谈到华罗庚。唐先生这才告诉他,他本人在金坛县中当校长时,华罗庚当时正失学在家自学数学,他并不认识华罗庚。但他有位表弟叫许国荣的,与华罗庚同过学……
    这便是后来许国荣受托于唐培经给华罗庚发那封短信的缘由。
    熊庆来委请唐培经去金坛当面征得华罗庚的同意之后,这年秋季开学之前,熊庆来就关于聘华罗庚来清华数学系之事,又先后征得了郑桐荪、杨武之、孙光远等七位先生的赞同,并报请当时清华理学院院长叶企荪先生批准。这一切弄妥之后,熊先生才让有关人员以学校理学院的名义,给华罗庚发了一份公函。不几日,熊先生又以他个人的名义,给华写了一封亲笔倍,倌中尊称华罗庚为“华先生”。信中还有这么一句;“假如你不能到清华来,我将专程赴金坛拜望你!”
    华罗庚在家再也呆不住了。他先按公函要求,写好自己的一份简历;又遵照熊先生信嘱,找出了自己一张半身照片,而后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将履历连同照片一同寄往清华。信中,他告及对方某月某日某时将乘火车抵达北平。
    华老祥感于熊、唐诸位先生的一片至诚,他四出奔走从亲友处为罗庚筹集了一笔路费。在一个金风送爽的早晨,他含着热泪,将自己的儿子送出了家门。
    临行前,筱元特地为丈夫换上了一件干净的白布长衫,又从衣柜里拿出一双亲手缝制的黑面圆口布鞋,为他打点好了行装。走的那天早晨,她手牵一双儿女,一直将丈夫送至城北的轮船码头。船已驰远,筱元手里还抱着儿子俊东,怅然若失地站在秋风里……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熊庆来先生照罗庚信上约定来京的时间派人去火车站迎候。那位教员手拿着华罗庚的照片,一直待到乘客几乎走尽,才见一位跛足青年慢慢摇晃着走近。
    认出华罗庚,他无比惊喜,半开着玩笑说:“早知老兄走路与众如此不同,又何劳我于茫茫人海中,‘蓦里寻他千百度’呀?”
    华罗庚笑答:“我这‘班船’,在我们那儿还算是有点儿名气的。但来到京城,这儿可还是我的一个新的码头。以后,还望您和各位仁兄多加关照呵!”
    华罗庚当年就只带了一只旧式皮箱。那位教员抢着帮他提了。自此他就跟定了他的引路人迈进了清华园,跨进了他人生的一个新天地。
 
                               “半时助理”
    华罗庚进了清华园,来到了绿树浓荫的工字厅。这是清华算学系的所在地。共四间房,三间办公,一间作为系里的图书馆。当时全系连系主任熊庆来,只有四名教授两名教员一位助教。
    熊庆来在自己的办公室热情地接待了他。据黄延复文章称:熊先生虽见他身体瘦弱面有“菜色”,但与之交谈后即“发现他有天才”。对于这样一个“天才”如何安排他的工作呢?因为在当时,别说是在清华当个助教,就是当个助理员,起码也得是个高中毕业生。而众所周知,华罗庚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在金坛初中,他也只不过教了几个月的中学数学“补习班”。    
    在校务会上讨论华罗庚的工作安排时,熊庆来说了一句话:“一切事物都怕时间,时间唯独怕天才”。经他力荐,华罗庚才在数学系图书馆当了个助理员。当时助教的工资是每月80元,工友的工资20元左右,华罗庚定为每月40元工资,介于助教与工友之间。   
    华罗庚每天的工作就是整理图书资料,收发文件,代领文具,绘制图表,通知开会等。工作是繁琐而辛苦的。唯一使他感到宽慰和满足的是:他可借此机会,尽一切可能,去旁听大学课程,请教名师指导,查阅各种资料,写作数学论文。他的办公地点就被安排在熊庆来办公室的外面,谁去找熊先生都能碰见他,周培源先生就因此成为他很要好的朋友。
    有一天,华罗庚怯怯地向熊先生提出:“我能到您的算学分析班去旁听吗?”熊先生最初对他数学的实际水平估计过低,便说:“你可以先去听听解析几何与微积分,等有了相当基础之后再去上分析班不迟。”
    对于解析几何与微积分,华罗庚其实早就学过了。他怕熊先生说自己不谦虚,就没有将这直接说出来,但也不肯浪费时间再去听那两门课。直到过了些日子,熊先生发现华罗庚其实已具备算学系三四年级程度,才主动邀请华去旁听他的算学分析课。有一次熊先生在办公室备课遇到了难题,便隔了一道板壁叫道:“华先生,请过来一下,看看这个题目怎么做!”华应声而去,很谦虚也很有见地的把自己的想法坦诚以告。熊先生日后更加看重了这个学生。熊庆来教授在后来他的著作《高等算学分析》的序言中,专门提到了他当时的助手华罗庚与陈省身,并对他们二位表示谢意。这当中也不难看出华罗庚的尊师爱师及当时数学上所达的水平了。
    华罗庚刚去熊先生的高等算学班听课,当时有些家里有钱有势的高年级学生很看不起他。有的在他的背后说:“那个华罗庚,路还走不稳呢,还想从这儿平步青云,真正是笑话!”,有的则在班上议论:“听说这个华罗庚,不过念过几天初中,倒要坐到我们当中来,一点也不觉着脸红,真是奇哉怪也!”
    华罗庚明知有人背后指指戳戳,但他一概佯装不知。他只在心里头暗暗发誓:你们这帮人,不要像金坛话里说的:“乔麦田里看轻了腊丫头”,出水担两腿泥呢,咱们可等着瞧1
    细心的熊庆来教授,不久也看出了那些学生对华罗庚的卑视。他便在一次讲解析数论时故意出了一道难题,让那几位自认“门第高贵”的学生起来回答,结果没有一个人能答得出来。他接着喊出华罗庚。华罗庚早就潜心于解析数论的研究。他明白老师的意图,未加过多思索,就举重若轻地用数语把难题道明了。熊先生于是便借题发挥说:
    诸位,怎么样啊?学问这个东西,是不问你的门庭高低和    你的穿着好坏的!同样是一个先生教授的,同样一个问题,有人答不出还脸不红,有人对答如流却将头埋得低低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啊?这说明,人是要靠真本事,真才学的。有句谚语说得好:昂头的庄稼穗必低!要知道,你们以后的日于还长着呢!…   
    1933年,就是在华罗庚来到清华一年半之后,某个冬日的下午,清华园工字厅诸多教授济济一堂,讨论华罗庚的职称问题。教授们七嘴八舌,有的力主“破格”提升华罗庚,至少是提“大学助教”,有的则主张不能无视清华传统,让一个仅初中毕业、已归“职员系统”的助理员,调至“教员系统”,哪怕是只当正式助教。熊庆来之前任清华算学系主任的郑桐荪先生建议并力主破格提拔华罗庚。当时熊庆来出国赴巴黎,算学系代理主任杨武之也极表赞成。当时的会议主持人、清华理学院院长叶企荪先生还很动情地说:“我多次听过熊庆来教授的介绍,也曾有幸拜读过华罗庚先生的一些数学论文。在下以为,清华如今有个华罗庚,这是个好事情。过去没有的事,现在和将来就不允许有吗?如果我们一味因袭‘传统’,讲究什么‘资格’,我们就很有可能埋没一代英才!”
    一锤定音。华罗庚就这样正式当上了清华算学系的助教。这次会议还决定,华罗庚先生将以助教身份,教授微积分。就这样,这位年仅22岁的初中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连续两次打破了中国名校清华大学的“传统”记录!
    这之后的某一天下午,一位刚刚进入清华园的算学系学生徐贤修(此人日后曾任新的清华大学校长),很腼腆地问华罗庚:“先生,你是这儿的教授吗?”
    “不,我只是这里的‘半时助理’!”华罗庚笑笑说。
    “啊?这里还有什么‘半时助理’啊?”徐贤修觉着有些奇怪.
    “是这样的,我们这里,大学毕业才能当助教,高中毕业的方能当助理。我只是  初中毕业,所以我只能说是个半时助理!”接着华罗庚又谦虚地补充说:我现在是熊迪之(庆来)教授的助教,他教本系三四年级的高等分析一课,我帮他改学生作业卷子。”
 
                             “名誉教员”
    那时清华大学的教师分教授、副教授、讲师、教员、助教五等。
    华罗庚当上了他自谦的“半时助理”之后,他于学问一途就更加刻苦勤勉了。在这段时间里,他渐渐养成了一种特有的思维习惯和独特的读书方法。譬如,他去图书馆借来一本数学专著,阅读前他总要先依据自己这方面已有的知识,想一想要是自己来写,应该分哪几章哪几节,每章每节应该如何论述才好。这之后,他才打开书来由粗及细地加以阅读,边读边想,看看自己的思路与可能要用的表述方法,与该书作者想的写的有什么不同。这与他读初中时先预习功课,猜想老师将会怎样讲解的情况,有点大同小异。
    再譬如,他做习题想问题则常采用这样的方法,即:临睡之前,先从某一数学课本中,选出一两道较难的例题,自己先卧床思考,琢磨解答;第二天一早,如果自己已有了解答的方法,便对照那书本的题解,看看昨日自己的所思所想,与那上面有什么不同。如果那书上的解答精当便捷,他便纠正自己,虚心向那书本学习,并作进一步的消化,要是自己想的做的,觉得比书上的还略胜一筹,他便拿了自己的解题去请教一下熊教授或有此专长的老师,请他们证实或指点,借以充实和提高自己。
    他就是用了这样一些方法,逼迫自己去动脑筋,去深化自己对某个数学问题的认识。靠了这种思维习惯和读书方法,那些往往要用十天半月才能读完或弄懂的“本本”或是难题,他通常就只需要用一两个晚上或几个白天,就基本上读懂或弄明白了.
    他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除了吃饭和正常的教学工作,一天至少有十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泡在读书和准备写作上。
    据王定先生的专著《华罗庚》一书中说,华罗庚在1932年与1933年这两年中没有发表论文。1934年在数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八篇,二篇发表在国内,六篇发表在国外数学杂志上,其中五篇是登在日本的《东北数学杂志》上。1935年,华罗庚共发表七篇论文,其中五篇数论,两篇代数。除一篇在《清华大学理科报告》上发表,其余均发表在国外杂志上,其中一篇还刊发在被认为世界最重要的数学杂志德国的《数学年鉴》上。1936年,华罗庚又发表了六篇论文,除一篇外,均发表在国外的数学杂志上,可以说一直保持了很旺盛、很高产的势头。
    如果说,华罗庚来清华前,他仅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六篇文章,还分别是属于“三角”、“初等函数”、“积分”这样一些初等数学方面的话,那么,他能在短短的三四年时间内,就在国内外、特别是在一些有世界影响的数学杂志发表那么多的涉及高等数学的数学论文,那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事。
    陈省身先生在中国科技大学的一次讲话中称:
    “华罗庚自学数学最成功的一段倒不是在他家乡的时候。在清华这个时期才是华罗庚自学最主要与最成功的一段。”
    徐贤修先生则在一篇提及华罗庚在清华的文章中说,他在中国近代数学研究还刚刚起步的阶段,就连续在国内外数学杂志发表那么多的论文,“真是声名鹊起,同济佩服!”
    1935年的夏天,华罗庚从熊庆来先生处获知:巴黎大学教授、世界算学会副会长哈达玛和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维纳即将来清华讲学。华罗庚当时正在学习研究这两位世界著名数学家共同探讨的一项课题。为借“他山之石”以攻玉,华罗庚便向当时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提出了一项申请,希望能获得一年的研究这项课题的补助基金。经叶企荪、熊庆来两位先生的鼎力融通,他的这项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了。
    可是事隔不久,清华大学聘任委员会给他发了下半年的聘书(1935年春,清华大学曾再次破格提拔华罗庚为教员),同时给他安排了相应的数学课程。这样,清华大学还得再发给他一份工资。
    华罗庚收到这份聘书后,立即写了一份报告给负责此项工作的梅贻琦校长加以说明:
    “罗刻已接受中华文化基金之补助从事研究,系内工作已与熊主任商妥,仍以一部分归罗负责,不再接受学校之金钱酬报。”
    梅贻琦校长看了这份报告,既感动又高兴。为表达他的敬意,他立即指示有关人员将华罗庚的一般教员聘书,改发由他亲自特签的“名誉教员”聘书。
    这之后的某一天,华罗庚在清华园内碰上了梅校长,梅校长又当面夸奖了他的 “轻利重义”,可他却说:
    “清华所给予我的,罗庚终身都未必能够报答。先生谬奖,学生也只有心领了。先生此次在我的名头上特加了‘名誉’两字,还有比这两个字更值钱的吆?”
 
                             途遇知音
    华罗庚于清华园工作了一年多之后,或许是太想家了,1993年的暑假,他便向熊庆来主任告假,回家去看看。
    这一天,天气很闷热。一早起来,他匆匆收拾了细软,将几件洗换的夏衣,连同几本厚厚的外文著作和一叠未完的数学手稿,一起塞入了当年从家里带去的那只旧式皮箱,就搭了火车,沿津浦线南下了。
    他坐的是尾部一节车厢的卧铺下位。由于他的腿脚不甚灵便,他时不时地要将左腿伸出床外。
    他对面的床位上,坐着一位学者模样的中年人。此人天庭饱满,面容清俊,衣着整洁,气宇轩昂。他见对面斜躺着的华罗庚,胸前佩着清华大学的校徽,手里捧着一本厚厚的外文书,不时旁若无人地将左退伸过来挡住床前的过道,便轻轻地用手去拍拍他的腿。他一拍,华罗庚就下意识地往后缩一下。没过两分钟。他的腿又伸了过来。那人又拍,他再缩,如此再三。后来你拍他也不缩了。似乎是“麻木不仁”了。
    那位中年男子有些儿生气,便用劲把华罗庚那条“不听管束”的左腿向旁边推了下去,并绷了脸儿对他说:“先生,你是否稍微放尊重些?你这腿好像搁得不是地方。这儿是过道,别人还得走路!”
    华罗庚到这时候好像才完全清醒过来。他连忙收回了自己的腿,将身子坐正,井带着歉意的微笑,对那中年人说:“先生,对不起对不起,我这条腿是有点‘放任自流’了!”
    中年人见他倒还有些礼貌,手里又捧着外文书,便问:“你是清华的?你看的是什么书呀。”
    华罗庚合起书,把书的封面朝着他:“对,我是清华的,喏,一本外国人写的东西,有关数学的。”
    那中年人一看是一本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便脱口说;“看来你是搞数学的哕!想必,你总认得贵校的熊迪之(庆来)教授吧?”
    “岂是认得!迪之先生正是在下的业师!”
    “哦?那你贵姓?”
    “在下姓华,中华民族的华。”
    “那你莫非就是那位驳难苏翁的华罗庚先生吆?”那位学者顿时眼睛一亮,随即也便转嗔为喜。    .
    “鄙人正是。”华罗庚淡然一笑,“敢问先生尊姓大名?在哪高就?”
    “敝姓孙,名光远。目下在南京中央大学供职。”
    “啊呀,您原来是孙光远教授啊!幸会幸会!学生失敬了,失敬了”
    华罗庚嚯地从床头站起,欠身便向孙光远先生鞠了一躬。
    孙光远:“美国的维纳教授,是现代控制论的创始人,怎么,华先生对他感兴趣?”
    华罗庚:“我是随手翻翻。他即将成为我系的客籍教授,不瞒先生说,我很敬崇他。”
    孙光远先生见他崇敬维纳,便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既然敬崇维纳先生,爱读他的《控制论》,那就得首先要学会控制自己啊,包括自己的手脚!”
    一位是当时国内有名望的数学家、中央大学理学院的院长,一个是国内数学界的新锐。两位数学同好,这次巧遇车上,很快就相熟了。
    南京下车后,孙教授诚意挽留,华罗庚便住进了中央大学孙教授的寓所。
    华罗庚在孙寓住了近一个星期。他们一起研讨数学,不时漫谈时局与人生。他们谈起了九一八事件,都认为中国的国力太弱,又没有一个强硬的政府,所以日寇才那样气焰嚣张。又谈起冯玉祥、李济深二位将军的爱国之举。华罗庚对于冯将军的刚正不阿,钦敬之情溢于盲表。
    华罗庚住在那里,每天一早起来就忙着理床叠被,扫地抹桌,泡茶冲水,出出进进,言论谈吐,必执“弟子之礼”。孙教授也很喜欢和尊重这个年轻后生.哪怕吃一片西瓜,喝一瓶牛奶,都是双手捧起先敬他的这位“忘年交”的客人。
    罗庚觉着在这已待了不少时日,想回家去。可孙教授又执意将他留了三天,请他帮出了一份数学考卷。那刻,孙主持的理学院暑期招生在即,孙先生为表示对华罗庚的器重与厚爱之意,便想借此机会付给华罗庚一份丰厚的酬劳,以贴补他那并不宽裕的家庭。
    华罗庚暂恋“梁园”,家里的老父爱妻见他约期不归,都心急如焚,不知怎么样才好。  
    一晃十来天过去了,筱元再也耐不得性子了。征得她公爹同意,她只得给清华园发去了一份加急电报。熊庆来先生被这封家电弄得莫名其妙。问问左右的人,都觉此事有点蹊跷。熊先生百般无奈,只得在北京的《京报》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
 
                             巧护后生
    1935年,日本侵略军大批入关,威胁平津,中华民族处于危亡关头。
    这年秋天,一位叫李寿慈的青年学生,由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转来清华工学院改学工程。在金坛,李、华两家是通家世好。李寿慈之父曾是华罗庚的老师,所以李一到清华便找华罗庚。当时的李寿慈对北平动荡的时局甚感惶恐,华罗庚便给他谈起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掌故,并开导他说:
    “今天北平十分危险,这是事实。但我们整个国家都处在危险中……所以你跑到哪儿都一样。从你个人来说,读书是大事,但就全国来说,民众奋起救亡,才是大事啊I今天我们大家要多多体味顾亭林(炎武)的名句,首先要在救亡图存方面多做些工作,要做到读书不忘救国才好!”
    这年11月的一天,清华大学学生会里的一个学生组织“救国会”,在一院草拟了一份宣言。一个叫洪绥曾的学生将此抄成一份海报。许多同学纷纷上前签名,只是“领衔处”还空着。洪见李寿慈在学生中有些影响,要他带头签,寿慈毫不豫虑就把他的学名“李镇”给签上了。这份签名海报,在清华园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不久,华罗庚便跑去宿舍找寿慈,对他说:“枪打出头鸟,你在宣言上签了首名,当局很可能认为你是首闹学潮的,会把你列入黑名单的。今后,你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意外。”
    没过几天,北平的军警便开始在市里各个大学抓捕学生。这时候,华罗庚又跑到二院最后一排西头的寿慈住地,神色忧郁地对他说:
    “我已在我那里临时给你搭了一张床铺。要是外头风声紧,你就先住我那儿去。我那里是教员宿舍,可能会安全些。”
    12月29日清晨,果然有好几百名军警翻过清华校园的墙头,到学生宿舍区按名单去抓人。
    这时候,许多爱国学生都躲藏在学校的后体育馆内。反动军警冲了进去,用枪托、木棍等滥施暴行,好几名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
    在其角门外,几个凶神恶煞的便衣,令在押的学生拿出学生证,他们对照着黑名单,凡名单上有的便当场抓走。
    当时李寿慈身上幸好备有一张可当身份证用的假的借书证。这是一个叫王乃梁的外语系一年级学生借给他的。王乃梁埋头读书,不甚过问政治。他敬重寿慈,说这借书证可能以后对你有些用处,就撕下自己的照片,换上寿慈的半身照。这可真的在这时派上了用处。
    李寿慈机警地摆脱了军警的检查,快速溜进了三院,闯入了华罗庚的宿舍。不料罗庚的宿舍里也早来了军警。此时华罗庚正坐在床上,三个军警正询问他什么。军警们见寿慈只身闯入,大声斥问他是什么人。寿慈冷静而机智地回答他们说:“是学生,外面闹得紧,哪儿都不准走,只好到华先生这儿来休息一下,顺便问问华先生一些大考的数学题。”其中一位警官追问:“有学生证吗?”寿慈大声回答:  “有,我叫王乃梁,一年级新生。”接着便掏出“王乃梁”的借书证。就在军警盘查证件时,华罗庚故意高声说:“密斯脱王,先坐下来歇歇吧!这几位长官,也不过是例行公事,看得出他们倒都是很有教养的人。”军警停下来听他们谈话,华罗庚又故意埋怨说:“有什么难题做不出,一大清早就跑来找我?胡适之先生早就告诫你们平日要‘多研究些学问’,你们平日念书大都吊儿郎当,你看不,临时抱佛脚来了吧!”
    华罗庚骗走了军警,才松了口气说:“好险啊!”又问他哪儿弄来那个什么“借书证”,寿慈告诉了他实情.他感叹地说:“这就是中国古话‘得道者多助’啊!”
    夜以继日的抗日救亡活动,使许多进步学生学习成绩受到了很大影响。华罗庚教的大学一年级的微积分,就有好几个进步同学的考试成绩介于I与F之间(I、F,分别是成绩较差和不及格的记号)。华罗庚问过寿慈,当他知道有些同学是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而影响了功课时,他就暗地里给他们在成绩记分上略事“优待”。原应给F的给I,给I的给了N(N为中等成绩记号),实在差得远的或并非进步学生又学习不用功的,则才给他“手枪”(“不及格”标记“F”的形象说法)。
    李寿慈有一次曾问他评分的原则,华罗庚说:
    “评分是一件严肃的工作,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些同学平时学习很好,只是因忙于救亡,大考成绩才差一些,但也已接近及格,我最后评他为及格,这也是合情合理的。现在有些学校当局压制救亡运动的手段之一,就是采取分数制裁的办法。我则要反其遭而行之,尽量减少进步学生的不及格,以免为别有用心的学校当局所利用。我的评分基本上是按照学校统一规定,但又不被它历限,还要加上自己的其他判断。这种评分方法无以名之,姑且名之曰:‘一视同仁,有所不同’。”
 
                              为报师恩
    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紧跟着的“二二九”清华园的大逮捕使得华罗庚既激动也愤懑。他深感国内政治的黑暗腐败.他想要是此间还是留在国内,光凭书生意气,也无济于事,自己赤手空拳,报国无门,一时也难逞其技.于是,便萌动了出国的念头。
    这一天,他去业师杨武之教授家中,将自己心头的苦恼向杨先生和盘托出,尽心倾诉。杨先生十分理解他的学生,跟他讲;“你过去的老师唐培经先生,跟你的心境相仿,他前年已去了英伦。”杨先生对他暂离祖国的想法表示支持。这之后,杨便去与熊庆来先生商量。经他俩在校委会上力争,又多方张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最后同意,出资“保送”当时已是该会“乙种研究员’的华罗庚于1936年秋季到英国剑桥大学去深造。
    这年暑假,华罗庚原不打算回家探亲,因即将去英,他还要做一些出国方面的准备工作。有一天,他正在住所清理文稿,唐培经家中的奶妈气喘吁吁跑来找他,告诉他唐先生的岳丈日前因心肌梗塞,已突然瘁死病房。
    唐先生前年去英国,去年他夫人汪沅,也去了伦敦大学。他们在家中留下了一个4岁的幼子小平。这孩子交给他外公和一个奶妈照料。半年不到小平外公得了中风。老人病重期间,他的医疗费及其一应家用,都是罗庚背了唐培经夫妇私下里资助接挤的。华罗庚对唐先生的老人与小孩非常关心,经常跑去看望和关照。
    华罗庚听了奶妈的报告,二话没说,一连花了三天时间才将老人的丧葬事宜一一忙妥。考虑自己行将出国,华罗庚毅然决定将小平连同奶妈一同带回老家,交由妻子吴筱元加以照料。
    回到家里第一件事,罗庚就叫筱元收拾出一间房子来,供小平和奶妈居住。他当面对筱元说:
    “筱元啊,这孩子是我恩师唐先生的血脉,也是唐家的根苗。我们家就是再苦再穷,你也要替我将他们照料好了。我就要去国外了,你善待了他们,也就是善待我了!”
    吴筱元本是一位知书达理的人,其实不用丈夫关照,她也是会那样做的。
    唐培经先生长期侨居美国期间,曾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技术顾问。在他去世前的一篇文章中,他曾这样写他与华罗庚的交往:
    “华罗庚教授与我,是由金坛同乡,而笔友,而同事,而至交。……一九三四年秋季,我去英国留学,翌年,先内子亦去。清华家中,留下四岁幼子,由先岳父及奶妈招呼。先内子到伦敦大学,不到半年,岳父中风去世。华代为料理一切,并助奶妈带幼子回金坛居住,其盛情至今犹在感戴中。”
    安置了唐家奶妈与幼儿之后,华罗庚第二件事就是去拜望他的另一恩师韩大受。
大受先生自1930年应邀返乡再次出任县中校长,悠悠已六个年头。他自爱妻故世以后,迄今未娶。罗庚进入清华后,不管工作与进修如何忙,仍经常写信向老师汇报自己的情况。这次罗庚去看他,他正在县城西门大街韩家弄一号的旧宅里忙着整理他的旧著《经学通论》与《史学通论》。
    罗庚见他书架上整齐地摆满了书籍,书桌上还高高地叠放着文稿,不由得敬从心起。
    “先生,你年岁也一年大似一年了,要多多保重身体才是!”罗庚深情地说。
    大受先生笑了笑讲,“愚师你是晓得的,我大事做不来,赶时髦的事我又不屑为,就只能做做这些了。”
    大受先生告诉他,上海私立致用大学已来过两封公函,聘请他去那里执教。他说;“要我去那里当教授,我总要有点东西给学生。”
    罗庚告诉他,自己申请出国已获准,就要去英国剑桥。大受先生听后,十分高兴,大加策勉地说:“我听人讲,古希腊曾有过一座德尔斐神庙。大概三千多年前,那神庙的立柱上曾刻有一句昭示世人的名言,叫‘认识你自己!’罗庚啊,我希望你能更好地认识你自己,不要平白地荒芜了你的一生!”    
    罗庚对他说,去英伦还有些日子,“想为先生做点事,不知先生可有什么事要罗庚帮了做的?”
    大受先生不假思索地说:“我一直想在县中也办一个‘补习班’,你不是做过维克先生办的那个‘补习班’里教员吆?房子和教员都是现成的,你有兴趣帮我张罗张罗吆?”
    罗庚当即就承应下来。从韩宅回去后,他随即就邀集了王时风(他的亲戚、中共地下党员)和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部分回乡同学,很快在母校办起了一所暑期补习学校。
    华罗庚自任校长兼该校数学教员。在这段时间里,他组织了多场“时事演讲会”,亲自向青年学生介绍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情况;还在学校成立了“歌咏队”与“宣传队”,让学生去附近的城东、城西、白塔、河头一些乡镇传播抗日救亡的思想。
    时间过得飞快,转瞬暑期就将结束。大受先生特地在家备了点酒菜,为华罗庚即将赴英饯行。
    那天晚上,大受先生很兴奋地对罗庚说;
    你知道的,上馆子去吃,我不太习惯。请一些什么无关紧要的名人来陪你,我又总觉俗气。记得那一次‘倒韩’(指1925年夏,金坛一些人策动部分中学教员去县教育局闹事,并组织示威,要打倒时为县教育局长的韩大受),你带了一帮小朋友,‘单刀’护送我和于竹轩先生到杨立三先生家。你曾开玩笑地对立三先生说,我没个家,夜半去我那儿吃不上夜宵,我今偏要让你在这儿单独尝尝我这方面的手艺!”
临行,大受先生又再三告诫与教导华罗庚:
    “做人要正,待人要诚,学习要勤,工作要实,生活要俭。你日后能真正成为一个有益社会、有益国家的人,愚师我也就别无他憾了!”
    这以后数十年间,华罗庚一直将大受先生的教导牢记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