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的文艺工作，分为两个系统，一是红军系统以红军大学为中心；一是地方系统，由教育人民委员部隶属的艺术局统一指导。瞿秋白在苏区期间，始终把文艺工作放在自己的重要工作日程上。苏区工农剧社最初是由外来的少数文艺工作的爱好者与红军中高级干部发起组织起来的，很短时间推广到省县区建立各级分社。为了培养文艺工作干部，中央苏区创办了第一所戏剧学校。戏校原称“兰衫团学校”，瞿秋白提议学校名称应以高尔基命名。高尔基戏剧学校正式成立后，校长由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艺术局局长李伯钊担任。在讨论戏剧学校教学计划时，瞿秋白强调指出两点：第一，戏校要组织剧团（即中央苏维埃剧团）到火线上去巡回演出，鼓励士气；平时按集期到集上流动表演，保持同群众密切的联系，搜集创作材料。第二，戏校除普通班外应添设红军班和地方班。
瞿秋白对中央苏维埃剧团的指导是具体的。有一次，剧团演出了《无论如何要胜利》一剧，剧中表现一个不满十岁的儿童团员和他双目失明的姐姐用生命来保守革命的秘密，至死不说出红军的行动。这剧每次演出，群众被感动得高呼：“打死白匪！”瞿秋白召开了剧作者、导演、演员的会议，称赞这出剧的成功。他说：这一出戏应当到边沿区各处去演，鼓励群众如何同白军作斗争，增加群众胜得的信心。他指出剧本中有些台词，不要生硬抽象，听起来不入耳。他说：要用活人口里的话来写台词，不要硬搬书上的死句子。务要使人一听就懂，愿意听。让群众闭上眼睛，也能听出是什么人在什么环境下讲话。语言艺术是戏剧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他鼓励大家用老百姓中流行的民歌曲调写歌曲，说：“通俗的歌词对群众教育作用大，没有人写谱就照民歌曲谱填词。好听，好唱，群众熟悉，马上能流传，比有些创作的曲子还好些！”
瑞金的中央机关和学校住得分散，往往相距一二十里。这时，瞿秋白学会了骑马。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就骑马出去，或者到梅村的戏校看演出，或者为戏校教职员讲课。有时他骑马跑远路去看望患病的同志。一次，他去看望正在养病的王稼祥和其他几个同志。王稼祥感动地说：“你带病来看病人，我们病好后一定去看望你。”是的，瞿秋白这时发高烧，傅连璋医生天天都来给他看病，开药、打针。有时他实在支持不住，卧床时仍旧要看文件，处理工作。战友们设法给他弄来一点营养品，他总是询问这是从哪儿弄来的，别的人有没有。有时，邓颖超从几里路外跑来，送点面粉和白糖并亲手煎几张糖饼给他吃，这在当时已是最好的营养品了。
1934年秋，主力红军长征以后，瞿秋白把苏维埃剧团分成三个团，按部队形式编组，分成三路独立在划定的战区内，进行演出和创作活动。
1935年春节过后，在火线和农村演出的三个剧团，根据瞿秋白的指示，返回中央分局驻地进行会演。经过几天的行军，剧团来到雩都县小密附近的山村，瞿秋白冒雨在山口茶亭前迎接大家。他非常高兴地拿出剧团寄给他的山歌，上面有很多经他修改的笔迹。会演的那天晚上，山上村里的群众差不多都不来了，有的走了几十里路赶来看戏。中央分局的负责人项英、陈毅、陈潭秋、何叔衡、毛泽潭、刘伯坚等人和瞿秋白一起，站在那里冒着越下越大的雨观看演出。人们兴致极好，台上台下的情绪交融，晚会高潮迭起。节目演完，天已经快亮了。演出后，瞿秋白参加了评议，并向演员们发了奖。
瞿秋白领导下的苏区群众文艺运动和专业文艺工作，成绩是显著的。它对于宣传群众，发动群众，鼓舞苏区军民的革命斗志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延安时代的文艺运动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毛泽东在1939年5月的一个月夜，与肖三散步时谈起瞿秋白的牺牲，不胜惋惜地说：“假如他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