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在担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同时，还担任《红色中华》报的社长兼主编。 《红色中华》创刊于1931年，初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后为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全国政府、全国总工会 、青年团中央联合机关报。早在1933年7月，瞿秋白在上海期间就根据他对《红色中华》的研究所得，写了《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对报刊新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
当时，中共中央设有中央党报委员会，直接贯彻中共中央的意图，指导中央机关报刊。因此，瞿秋白在担任《红色中华》报的社长和主编以后，并不能使上述改进意见完全付诸实践。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期，《红色中华》围绕扩红和节约粮食、节省经费支持红军运动，进行了大量宣传、报道，号召人民群众为保卫苏区贡献自己的力量。此外，还报道了苏区的“肃反”，批评了官僚主义。在“左”倾错误统治下的中央直接领导下，《红色中华》不可避免地要宣传“左”倾错误主张，诸如过左的政治口号，过左的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过左的党内斗争和肃反政策等等。
在瞿秋白主持下，《红色中华》这时在依靠群众办报方面有所发展。报社成立了通讯部，拟订了开展工农通讯工作的计划，规定了帮助和培养通讯员的办法。通讯员的人数不断扩大，由报纸创刊时的200多人，增加到近千人，形成了一个包括各地方、各系统的通讯网。
红军长征以后，瞿秋白担任中央江西分局宣传部部长，继续主编《红色中华》。为了保守红军撤离苏区的秘密，《红色中华》仍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报的面目出现，一切照旧，社址不变，印刷厂不变，版本不变。报纸内容仍以报道战争通讯为主，刊载军事电台收到的各苏区捷报，但不提红军的行动情况。这时，瞿秋白搬到报社来住宿，与其他两位编辑韩进和袁血卒一起，承担报纸的编务工作，每周出二三期。以后，敌军逼近了，瞿秋白便随军行动。白天，他与大家一起步行，爬山，沿途还做鼓动工作。到达宿营地，大家休息了，他还要连夜写稿审稿，以保证报纸按时出版。他也注意调动身边工作同志的积极性，鼓励他们经常为报纸写稿。这样，直到1935年1月中央分局正式决定突围转移时为止，瞿秋白把《红色中华》报坚持办到最后一期。在中央苏区报刊新闻工作中，他是忠于职守的杰出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