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园地耕耘之余，瞿秋白应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之约，不时写些政治和时事评论的文章；偶而，也受中央个别负责人的委托，为中央起草文件。
1931年上半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秘书处的文件处阅读文件时，提出了如何区别不同情况，保存和整理档案文件的意见。他关照说：要阿秋提出几条整理文件的规定出来。瞿秋白欣然人命，代中央起草了《文件处置办法》，对于中央机关应当收集、保管的文件的范围、、内容，整理分类编目不暇接原则、方法，都拟定了明确的规定。《文件处置办法》要求对所有文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这是一个目光远大，对革命前途充满胜利信心的设想；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中共中央最早的关于档案文件管理的规定。
瞿秋白这时所写的政论时评文章，除《布尔塞维克》外，多数发表在《红旗周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斗争》（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和《中国与世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公开出版的政论性周刊，原名《公道》）等刊物上。
瞿秋白用笔名狄康在《斗争》上所写的文章，绝大多数发表于1933年6月至8月，即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前夕。他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揭露了敌人在战略策略上的变化和企图，及时地向党提出的重要意见。当然文章中也还免不了有些"左"的成份。
但是，这些文章给瞿秋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1933年9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狄康同志错误的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对瞿秋白的公开批判。这个决定危言耸听，无限上纲，指责瞿秋白文章是"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在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是"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临时中央政治局号召全党"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10月，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周报》发表社论居然把批判瞿秋白作为白区党完成反对五次"围剿"各项任务的必要前提。文中引用高尔基的名言"敌人不愿意解除武装，我们就必须消灭他"，强调要对瞿秋白"开展最无情的斗争"。1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把对瞿秋白的批判，由白区推向苏区，在全党展开。
瞿秋白在《斗争》上所写的文章中，受到严厉批判的主要有《临死的呼号》、《庐山会议的大阴谋》、《国际反帝大会--反对国民党的外债政策》。这些文章的内容，无非是揭露帝国主义各国以"借款"形式侵略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武装侵略，蒋介石政府反对和企图消灭工农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文章特别指出蒋介石对苏区开始采取了军事"围剿"和政治经济手段并用的方针；在军事上由过去的急进直入改为"封锁"、"包围"、"步步为营"的战法。这些看法，显然比"左"倾领导者高明。
对于强加给自己的罪名，瞿秋白很不理解。在中央决定下达以前，临时中央已指出了他的"错误"。瞿秋白写了声明给《斗争》编辑部，承认自己在那些文章中偶然流露了"错误"，原因在于"过分估计革命形势"，即承认自己"左"，而不承认右。于是引起更严厉的指责和批判，说他是"加深"了错误，进行"机会主义的抵抗"。据瞿独伊回忆说："我听母亲说，在一次小组会上，父亲对这种歪曲和诬蔑进行了平静的申述，但是，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李竹声蛮横地吼道：'像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瞿秋白只好在中央决定下达五天之后，写了《我对于错误的认识》的检讨书，按照"左"倾领导人定的调子，全盘承认了"错误"。
"左"倾领导人对瞿秋白的残酷打击，反复折磨，严重地损害了瞿秋白的身心健康。从此，他几乎搁下了笔，没有再写多少文章；此后发表的几篇文章，也几乎全是奉命之作，差不多是没有思想、没有怀疑的机器的产品。当然，他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能够思考和善于思考的人，"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这不仅是为了避祸，也是一种虽然消极却更为深沉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