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的中国，处于空前的革命高潮中。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接踵而起，显示了中央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革命威力。它向人们展现了一幅异常雄伟壮观的历史画卷：风驰电掣，迅猛快捷的攻击和退守，波谲云诡，错综复杂的分化和组合。国民党在孙中山逝世后发生分裂，形成反共的右派势力，企图阻挠革命的深入发展。在这年8月，右派势力暗杀了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廖仲恺。与此同时，代表右派的戴季陶主义也出笼了。
戴季陶，名传贤，号天仇。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做股票生意。五四运动时期，他曾经涉猎、研究并介绍过社会主义思想和劳工运动，后来在工大众的革命浪潮中转而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工农革命运动，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进行国民革命。孙中山逝世后，他一脱离革命，参加右派营垒，沈玄庐就是其中之一；一方面著书立说，从理论上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取消三大政策，反对阶级斗争和国共合作。1925年六七月间，戴季陶先后写成《孙文主义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提出一套反动理论，对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对革命统一战线和国民革命进行全面的攻击。戴季陶主义是以反对阶级斗争为核心，以阶级调和为理论基础的。戴季陶主义的出笼和广泛传播，是国民党新右派势力抬头的标志，是为蒋介石反共夺权作舆论准备的。
瞿秋白洞察到戴季陶主义的本质及其严重性，在中共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戴季陶主义是国民党新右派反共反工农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思想武器，因此，必须粉碎戴季陶主义。8月，瞿秋白与了《中国的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随后，又陆续写成《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等文章，从政治、思想、组织上揭露和批判戴季陶主义。陈独秀、毛泽东、肖楚女、恽代英等都参加了批判，使这一斗争取得很大的胜利。
这一时期，瞿秋白还同国家主义派曾琦、左舜生、李潢以及梁启超、胡适、张君劢等各派反动或改良理论的代表人物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特别是批判了他们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国民革命、反对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主义学说等等谬论。
在革命潮流日益高涨，国民党新右派加紧排共反共，阻挠革命深入以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瞿秋白出席了会议。会议就当前形势、与国民党的关系、职工运动等问题进行讨论，并作出相应的决议。会议第一次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瞿秋白在会议上积极赞成“耕地农有”的斗争目标，而要实行“耕地农用”那就非得农民工人联合进来打倒军阀不可。
这年底，在上海，瞿秋白由蒋光慈陪同，访问了郭沫若。这是两个人的初次会见。也许因为都是文学上的同行，俩人一见面便畅谈起来，瞿秋白向郭沫若介绍了俄国文学，建议他翻译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他看重这部小说的批判的现实的意义，显然在于借此唤起人们揭露和反对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的专制统治。郭沫若这时在上海编《洪水》半月刊，从文艺转到社会问题方面。当时，有一些人在争论：中国走日本明治维新之路，还是走土耳其基马尔之路？郭沫若旅居日本多年，认为日本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但对于基马尔，他不了解，因而向瞿秋白请教，瞿秋白答应给他找一些资料。会见时，郭沫若看到，瞿秋白脸色苍白，一副病容。
这时，瞿秋白的肺病又加重了，每天发烧，经常吐血，但他照常坚持工作。仅仅在1926年一二月间，他就写了政治理论文章近20篇。这些文章，围绕批判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的反对言论，紧紧抓住无产阶段的革命领导权这一根本问题，进一步闸明他的正确主张。
1926年1月21日至24日，瞿秋白在北京出席中共中央特别会议。陈独秀因病未能出席会议。会议有中心议题是分析目前的政局，确定党的战略方针。会议指出：面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进攻，广东革命政府应当打出去，转守为攻，发展革命。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党必须发动和组织湘、鄂、豫、冀等省农民群众，接受北伐军，积极支持和参加北伐战争。只有发展和巩固工农联盟，中国革命才能胜利。
回到上海以后，中央了解到瞿秋白的病情严重，决定让他停止工作，入院疗养。为了他的安全，特地请了一位可靠的医生，并通过这位医生在白克路宝隆医院定下了一个单人病房。住单人病房费用很高，中央的几位同志凑了一笔钱，付了住院费。安排妥当后，中央委托杨之华传达中央的决定：强制瞿秋白住院治疗。杨之华把中央的决定和安排告诉他，同时给他一个体温表试他的体温。他沉默了一会儿，拿起体温表看，水银柱还是升得那么高。他微笑着说：“这样也好，给我安排一个安静的环境，我可以完成一个心愿了”。这个心愿，就是长期以来，他一直想写而未能动笔的《俄国革命运动史略论》。他把需要的材料和平时用惯的文具放在一只小提箱里，带到医院。入院后，他每天开一张参考书单，请几乎每天来医院看他的杨之华照单到马路的书店书摊和图书馆去找书。当他得到那些书时，就像得了宝贝似的高兴，迅速地翻阅。在开头的两个星期，他还听从医生的嘱咐，躺在床上读书。第三星期后，就索性坐在椅上，伏案写作了。他打算在最短期内完成这个计划。杨之华劝他先把病治好，出院后再完成书稿。他说：“我编写这部书，是希望有助于提高党内干部的理论和政策水平，有助于正确解决党内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特别在‘五卅’以后，正确地领导家民运动和解决土地问题，更是当务之急，所以我先编写这一部分，没有时间等了呀！”杨之华看他的病情似乎有所好转，也只好由他。他写得很快，杨之华每次去医院，都带回一份复写的文稿回家。有一次他开玩笑似地说：“这是医冶我们营养缺乏症的药品呀！”几万字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经过两三个星期，便大体完成了。出院以后，他又挤出一些时间，终于写完，并在1927年6月在武汉发表。后来，由于工作日益繁重，《俄国革命运动史略论》的其余部分，没有能够完成。这是令人遗憾的一件事。
这个时期，瞿秋白为《新青年》月刊写了大量文章，介绍了古代埃及、犹太、希腊、罗马奴隶平民的暴动，中世纪的农民暴动及农民战争，17世纪的英国革命，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印度、蒙古的革命，法国、德国、瑞典的共产主义运动，20世纪的世界社会革命等等。通过这些历史知识，他告诉人们：世界的历史是在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只有用科学的真实的历史知识武装头脑，才能对现实的社会问题作出正确的科学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