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运动在全国迅速发展，但是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内的错误也随之发生，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开始不良的影响。
1925年12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各地选举的大会代表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优势。但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坚持下，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被迫放弃关于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正确方针，竟在上海拉上张国寿、瞿秋白与孙科、叶楚伧、邵元冲谈判，劝说他们参加国民党二大，并保证在国民党二大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共产党员不超过1/3。实际上，二大新产生的国民党中央党部里将近80%的领导职位，由中共党员担任。在鲍罗廷的扶植下，蒋介石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又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总监。不久，蒋介石发动“三二O”事变，打击共产党人，排挤汪精卫的势力。在苏共中央书记兼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与苏联顾问以及他们影响下的中共中央，竟采取退让方针，使蒋介石实现了排斥异已的目的。两个月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整理党务案》，并被通过。在苏共中央的指示下，鲍罗廷和中共领导人对此默默认可，致使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在会后全部离职。蒋介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代理）、军人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务。二中全会新设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职，原定由蒋介石担任，后由张静江代理，谭延〓代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实际上党政军大权，都逐步落在蒋介石一人之手。蒋介石说“三二O”事变和《整理党务案》，是国共两党力量消长的分水岭，的确如此。
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在北伐战争这一重大决策上的错误，其影响更为恶劣。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确定了北伐的方针。随后，中共中央召开特别会议，确定党在当前是的政治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和推动出师北伐，以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拥兵35万人，控制东三省，津浦路北段，以及京津地区；直系军阀吴佩孚拥兵20万人，经营湖北、湖南、河南、陕西东部和河北中部南部；另一直系军阀孙传芳拥兵20万人，盘踞在江办、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五省和上海市。在北方，吴佩孚与张作霖合兵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南方，吴佩孚军计划出湖南，联合四川、贵州、云南、江西、福建各省小军阀，准备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这时湖南爆发了赵（恒惕，湖南省长）、唐（生智，赵部师长）之争。唐（生智，赵部师长）之争。唐倾向于湖南人民的驱赵运动，于革命有利。1926年4月，吴佩孚派军入湖南，援助赵部叶开鑫师打唐生智，实行所谓南伐。5月，唐生智放弃长沙，退守衡阳，向广东请援。广东国民政府派遣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一个旅分路增援。6月初叶挺所部占攸县，迫衡阳，叶开鑫部溃撤，双方对峙于湖南中部。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言。9月，国民革命正式出师北伐，第四、七、八3个军陆续向湖南前线集中。
就在此时，7月6日，陈独秀写成《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赫然刊登在第二天出版社的《向导》上。文中，陈独秀对北伐战争妄加评论，他说：北伐“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的全部意义”，“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全国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响应北伐而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东’”。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言论，完全违背了中央二月特别会议决议。
瞿秋白和不少同志一起坚持了正确的主张，对于革命武装和战争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早在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瞿秋白就写文章指出：中国的问题，就当有一个革命的解决办法，就是武装革命和群众运动同时并举。五卅运动后他连续写文章，指出五卅运动最后未能取得胜利，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没有真正的人民武装，才能完全胜利。当时，必须把广东的国民革命军置于人民的控制之下，否则会使国民政府受军阀的操纵。要让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加入革命军队，使它在革命政党的指导下成为革命战争的主体。
1926年8月，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准备在广州开会。中共中央派张国焘、瞿秋白、谭平山出席会议。离开上海之前，瞿秋白在一次谈话中，对于北伐战争中的一些问题发表了意见。8月7日，临到启程前夕，瞿秋白把谈话整理成文，题作《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送给当时中央机关刊物《向导》要求发表，被搁置不用。这篇文章比较全面的论述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对于北伐战争的态度，含蓄地并且善意的批评了陈独秀反对北伐，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
8月间，瞿秋白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新右派”凭借军事力量，实行扼制工农运动，向帝国主义买办地主妥协的政策。9月，他回到上海，向中央提出书面报告，进一步指出蒋介石在广东纵容贪官污吏，农民工人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都感到不满。蒋率军取江西、福建，力图巩固私人势力。蒋介石的地位、权力，已经构成对于中共和中共为核心的工农革命的级端危险的。后来事态发展所造成的恶果，证明了瞿秋白的预见有多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