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的西湖，一会儿晴，一会儿雨，湖面上游船如织，岸边游人如潮。
瞿秋白开过了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从广州来到杭州，召集浙江省中共党、团会议，传达贯彻“三大会议。
平日静悄悄的岳王村瞿世琥家中，这几天分外热闹。瞿秋白住在四伯父世琥家里，与久别的妹妹、弟弟们团聚。世琥早已罢官闲居，叔侄见面，亲切叙谈，解衣挥汗，痛快淋漓。
7月初的一天，瞿秋白到烟霞洞拜访在那里养病的胡适。这年胡适32岁，他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提倡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文学革命，早已海内闻名。瞿秋白对胡氏以师长相待，礼节周到。胡适对这位青年学者的来访，也很看重。谈话中，胡适希望瞿秋白到上海与商务印书馆建立联系，做些学问，从事翻译和写作。胡适立即写信给商务印书馆负责人王云五，推荐瞿秋白。瞿秋白回到上海后见到王云五，王也希望他为商务印书馆做一些翻译和写作的工作。瞿秋白在给胡适的复信中讲到，中共中央已指派他担任上海大学能够成为南方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这一时期，瞿秋白就住在闸北青云路师寿坊上海大学宿舍，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筹备改革上海大学的工作上。
上海大学，是在国共合作的呼声中，由原上海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改组发展起来的。辛亥革命元老于右任出任上海大学校长，苦于没办法经验，希望重到共产党的帮助。李大钊到上海，于右任、邵力子在福州路同兴楼菜馆宴请李，专门商谈上海大学校务。李大钊推荐邓中夏出任总务长，瞿秋白出任社会学系主任。
8月8日，上海大学全体教职员在一江春酒家开会，成立学校最高决策机构评议会，于右任为评议主席，瞿秋白、邓中夏、叶楚伧、陈望道、邵力子等人任评议员。瞿秋白就办校方针和发展规划等问题，写了长篇文章《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发表在《民国日报》。文章明确指出，创办上海大学的目的是用进步的思想和丰富的知识，武装学生头脑，使他们能够独立认识社会，具有改造社会的能力，以担负革命的重任。为办好社会学系，培养革命人材，学校聘请了一大批有学问、有名望的进步学者和共产党人来校任教，如邵力子、陈望道、沈雁冰、田汉、施存统、肖楚女、周建人、俞平伯等。瞿秋白为社会系设置了近40门课程，称得上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教学规划。它注重基础知识训练，力求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毕业的学生，即是社会科学方面的通才，又为从事专业研究打下初步基础。社会学系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许多学生以此为起点，走上革命的道路。
上海大学的教授们，注意改进课堂教学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着重启发引导，深圳特区受大学生们欢迎。沈雁冰讲的外国文学、蔡和森讲的社会进化史、俞平伯讲的宋词、张太雷讲的苏俄革命问题、肖楚女讲的中国农民问题、恽代英讲的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等都能引人入胜，成了叫座的课。瞿秋白的课，似乎更能吸引学生。喜欢听他课的人，不仅有社会学系的学生，也有中文、英文系的学生，还有其他大学的学生，甚至一些老师都愿来听课。教室座位有限，室外也站着听课的人。瞿秋白讲课时，神态安逸从容，声音高低有致。他为了使大家听明白，引证了丰富的古今中外故事，深入浅出地分析问题。同学们都很认真的做笔记，缺课的学生也非要借别人的笔记抄下来，才去安心睡觉。
作家丁玲后来回忆说：“可是，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几乎每天下午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热闹了。他谈话的面很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对学生讲书，而是把我们当作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我常怀疑他为什么不在文学系教书？他那里讲哲学，哲学是什么呢？是很深奥的吧？他一定精通哲学！但他不同我们讲哲学，只讲文学，讲社会生活，讲社会生活的形形色色。后来，他为了帮助我们能很快懂得普希金的语言的美丽，他教我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在诗句中讲文法，讲变格，讲俄文用语的特点，讲普希金用词的美丽。为了读一首诗，我们得读200多个生字、文法，对于诗，就好像完全吃进去了。当我们读了三四首诗后，我们自己简直以为已经掌握俄文了。”
社会学系逐渐成为上海大学最大的系，学校常以社会科学为主举办课外学术活动。1923年春至1925年上半年，学校举办特别讲座，邀请中外名流李大钊、马君武、胡适、杨杏佛、章太炎、美国学者华德等来校演讲。1924年夏学校举办暑期“夏令讲学会”。自7月6日至于8月31日的8个星期中，共有名流学者35人参加演讲，作了51个学术报告，听众如云，盛况空前。
由于学校的提倡，学生组织了各种类型的社团。如社会问题研究会、三民主义研究会、中国孤星社、平民教育委员会等，都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把学术研究与社会改造结合起来，培养了学生们分析问题和独立工作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