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8月，张太雷从莫斯科回国，调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9月的一个夜晚，他回到了常州老家。
陆静华抱着八个多月的儿子，后面跟着四岁的西屏和一岁半刚刚学步的西蕾，惊喜交加地迎接久别的丈夫。
儿子出世时，太雷还在苏联。因为是冬至那天生的，他写信回来说“冬至一阳生”，就叫“一阳”吧，字“燧棠”，小名“棠棠”。
张太雷疼爱地抱过还见过面的儿子，不住的亲吻，又递给妻子几幅特地购买的精美的湘绣。陆静华接过柔滑的绸缎，望着风尘仆仆的夫君幸福地笑了。
这一次，张太雷把妻子和孩子们都接到了上海，住在慕尔鸣路中共中央机关内。
张太雷依旧非常忙碌，除了负责青年团的领导工作，还继续担任《向导》的编委，《民国日报》的主笔，为这两份报刊及团刊撰写了大量文章，常常工作到深夜才下班。同时，经常去上海大学授课。但他干起来好像上点儿也不费力，总是神采奕奕，毫无倦色。
这时，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广东根据地巩固了，工农运动蓬勃发展，革命形势蒸蒸日上。
但是，国民党右派却连篇累牍地“检举”、“弹劾”共产党，企图破坏国共合作，帝国主义也在背后煽风点火。孙中山很生气，警告他们说：“反对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反对本党之民主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当革除党籍及枪毙！”还告诫全党在联共问题上“以后不得再起暗潮”。然而，还是不断有人捣鬼。
张太雷连续写文章揭露国民党右派。这些文字短小精悍，一针见血，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战斗力。
每当他夜晚在家赶写文章时，陆静华总是早早把孩子哄睡着了，自己在一旁做针线，默默地陪伴。
夜深人静，张太雷在昏暗的灯光下奋笔疾书，屋里只听见笔尖落在纸上的沙沙声。当他稍稍停顿，活动一下身子的时候，陆静华便悄悄端来一碗可口的夜宵。这是他们一生中短暂而温馨的一段生活。
上海大学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培养干部地方，有社会学、中文和英文三个系。瞿秋白兼任社会学系的主任，张太雷主讲英文课。
张太雷的大名学生们早已如雷贯耳，听说他要来上课，都感到格外兴奋。有人推测，他的英语那么好，一定会讲狄更斯的小说和雪莱的诗！万万没想到，教务处通知大家准备的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级》。不过早就传说张太雷对马列主义造诣很深，由他来讲列宁的名著，大伙儿同样感到高兴。
好不容易盼到了张太雷来上课的这一天，同学们齐刷刷地坐在教室里等候。铃声响了，只见一位文静儒雅，戴着眼镜，很有学者风度的年轻人健步走上讲台。
“他就是张太雷？这么年轻？”教室里不禁响起了一阵嘁嘁喳喳的惊叹声。
张太雷和蔼地笑了笑，用英文开始讲课。他的英语标准流利，总是先用英文讲一遍，再用中文加以解释。说话慢条斯理，从容不迫，但说理透彻，观点鲜明，有很强的说服力。他以外强中干的英帝国主义为例，从理论上分析帝国主义的实质、基本矛盾和必然灭亡的命运，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课堂上，他喜欢用启发式的教育方法，和大家一起讨论问题。当时，国共合作是个焦点，有的同学很偏激地提出，国民党大多数是腐败的官僚政客，不愿意做“跨党”的党员。
张太雷和颜悦色、循循善诱地指出，无产阶级不能孤军奋战，必须与小资产阶级、民族阶级建立联合战线。要积极地支持国民党的工作，我们不干右派就占领阵地了。还要大力发展国民党左派的力量，不断提高他们的斗争水平，多多占领阵地，这是当前的主要任务！
那么，如何来区分左派呢？标志就是实行三大政策。现在革命虽然前进了，但比起敌人来仍处于劣势。所以，还要大大发展工人、农民、学生、青年、妇女等群众革命力量。
这些真知灼见由他娓娓道来，令人心服口服。同学们对他雄辩的口才十分钦佩。
课下，张太雷没有一点师长的架子，喜欢和学生们促膝谈心。同学们都把他当作最知心的良师益友，还常常到他家里去请教问题。每逢这时，陆静华总是热情地送上茶水，自己在一旁默默地倾听。
张太雷是一屋年轻人的中心，他朝气蓬勃，挥洒自如，诙谐幽默，往往妙语连珠，使四座欢腾，笑声不绝。
1925年1月11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动员各方面准备迎接大革命的高潮。张太雷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分工负责青年团的工作。
1月26日，张太雷主持召开了团的三大。他在政治报告中总结了建团以来的经验，动员全体团员坚决贯彻党的四大的决议积极开展青年运动和学生运动。在他的指导下，大会制定的决议比从前更加切实具体。会议决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张太雷当选为团中央总书记。
不久，家乡来信说母亲病了，张太雷只好送陆静华母子回常州。
这些日子以来，陆静华听到、看到、学习了不少新鲜知识，对张太雷所做的事情和他本人更了解了。她非常喜欢丈夫身边的朋友和同志，认为他们都是和夫君一样的好人。
临别那天晚上，她一边为张太雷收拾东西，一边细声细语地说：“你好好去忙工作吧，家里一切有我，只管放心好了！”
张太雷深情地紧紧把妻子拥在怀里……
谁能想到，这一别竟是他们的永诀。
1925年5月，张太雷从上海到广州，主持团中央执委会议，讲座他与陈独秀共同签发的《中共中央与青年团中央通告第30号――关于加强对国民党工作》的文件。
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张太雷调任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同时兼任广东区委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从此，在将近两年时间里，他主要从事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及党的宣传工作。
鲍罗廷，原名迈克尔?格鲁曾柏格，是俄国人。从19世纪90年代初期，就参加了拉脱维亚社会民主主义小组。1903年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深受列宁的信任和器重，多次派他到欧美完成共产国际的秘密使命，是位富于传奇色彩的革命家。
1923年9月，应孙中山的要求，苏联政府派遣鲍罗廷为国民党的首席政治顾问，同时，共产国际任命他为驻中国代表。
鲍罗廷才气横溢，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和出色的应变能力，很快与孙中山建立了友好关系。他以杰出的组织才能和灵活的策略，在国民党右派捣乱等复杂的情况下，协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顺利召开一大，并通过了实行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 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革命宣传。
孙中山赞赏鲍罗廷在基本目标、建立武装等方面的突出贡献，说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
同时，鲍罗廷也全力指导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活动，大大促进了国共合作，推动了革命发展。因此，他很快成为中外反动势力的眼中钉，被报刊骂作“怪物”、“俄寇”、“赤色计划者”等等。
鲍罗廷非常赞赏中共派给他的年轻现时富有朝气的翻译和助手。他发现张太雷不仅英语说得相当漂亮，而且人也十分机敏，很有政治水平，十分满意。
张太雷对这位留着斯大林式胡须，身材魁梧、思维敏捷、才华出众的俄国同志，也留下了深刻印象。双方从这时起就逐渐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鲍公馆当时几乎成为广州政治风云的中心，每天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各派人物都有。鲍罗廷所有的活动都离不开张太雷，凡出席各种会议，接见国民党军政协委员首脑，以及一切事前的准备，事后的整理，都需要张太雷周密地策划和具体实施。
同时，他还领导一个翻译室，把当日各地的中英文报刊集中，选出各方面有价值的资料，翻译整理后供鲍罗廷参考使用。有的还得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记录或文件翻译过来，汇集成档案。另外，还兼任广东区委的领导和国民党宣传部的工作，忙得他常常需要眼看、耳听、手写并行。但他样样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效率很高。
因为工作需要，张太雷住进了鲍公馆。鲍罗廷夫妇和两个儿子住在楼上，有时一些苏联军事顾问也在楼上住。张太雷住在楼下，翻译室就在他的卧室的旁边。鲍罗廷一家待张太雷如同亲人，特别是鲍罗廷，对他的起居饮食照顾得很周到。
5月底，上海日本资本空野蛮枪杀了中国工人顾正红。中工作组织上海工人举行了反帝大示威，帝国主义悍然开枪镇压，打死打伤多人，造成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
消息传到广州，鲍罗廷马上通知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华、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苏兆征和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秘书长邓中夏去鲍公馆开会。
时间已经很晚了，苏兆征和陈延年还没有来，张太雷焦急地又来到大门口等待。
不一会儿，就看见憨厚敦实的陈延年头戴凉帽，穿一身粗布短衫裤，用黄包车拉着苏兆征满头大汗地跑来。原来他们因为在黄包车工会有事耽搁了。
张太雷很感慨，这位陈独秀的大公子，不但去过苏联留学，还曾去过法国，但却要求自己非常严格。他经常说：“共产党人当人力车夫，这不仅不是耻辱，而是非常光荣的事！”广东区委的同志们纷纷传颂着他的“六不”生活作风，即“不照相、不看戏、不闲游、不上饭馆、不讲穿着、不作私交。”他领取的是和普通同志一样的低的生活费，全部家当就是一套冬装，两身夏衣和一双黑皮鞋。因为太忙，二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子，至今仍是单身。
当时，周围的同志都把张太雷、陈延年、还有搞宣传、农运的毛泽东、黄浦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称作“四大忙人”。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研究如何声援上海。最后决定，派邓中夏等同志到香港发动罢工，李森等组织沙面洋务工人罢工。
中国从北到南部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浪浪潮，整个神州大地一片怒吼声。
6月19日，在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开始了。23日，省港罢工工人与广州各界人士，由国共两党领导，在广州东较场举行了10万人的反帝大会。鲍罗廷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张太雷的翻译也一样激动人心，听众不断地热烈鼓掌、高呼口号。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等人也讲了话，都愤怒地谴责帝国主义的暴行。全场群情激愤。
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当队伍经过沙基时，早已埋伏在那里的英国军警突然恶狠狠地用机枪扫射游行群众，当场被打死52人，重伤170余人，轻伤无数。外国侵略者又制造了血腥的“沙基惨案”。
这更激起了广东、香港和全国人民的义愤，省港罢工进入高潮，罢工的人多达25万人以上。
在这些日子里，鲍公馆的灯火几乎夜夜长明。张太雷、陈延年、苏兆征、周恩来、邓中夏等人不断研究对策，再与鲍罗廷商谈，有时直到深夜甚至黎明，最后作出决定。张太雷还负责起草罢工委员会的决议。
在广东区魏领导下，成立了以苏兆征为委员长的罢工委员会，组织起2000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严格执行广东革命政府宣布的封锁香港、对英国实行经济制裁的政策。有20多万中国工人从香港返回广东，使那里的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公用事业瘫痪，水陆交通断绝，整个香港变成了死气沉沉的“臭港”。有力地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巩固了广东根据地。
当时，张太雷还积极支持和帮助越南同志的革命活动。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和张太雷在共产国际工作时就结为好友。因为越南的白色恐怖很严重，他也来到广州，就住在鲍公馆楼下张太雷隔壁，化名李端，名义上也是鲍罗廷的助手。他在这里同本国的革命者联系，还成立了“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出版《青年周刊》，开办“政治训练班”，培养越南革命干部，在政治、思想、组织上为成立越南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而孜孜不倦地努力。张太雷与他朝夕相处，非常亲密。
张太雷工作起来总是废寝忘食，不知疲倦，但若有空，也喜欢下棋、打球、听戏、郊游，常和同志们去市郊或新屋顶花园游览。他常说：“为了使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做什么我都愿意。”
这时，原在团中央妇委任干事的王一知也调来广东区委宣传部工作，她经常向张太雷请教宣传工作上的一些问题，还在工作之余，主动为料理生活琐事，有时还去看张太雷与胡志明练射击。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王一知终于搬到鲍公馆与张太雷同住，也帮助张太雷做了不少工作。
几个月后，张太雷给陆静华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本来是要和你过一辈子的，但时事艰难，道路阻隔，我公务缠身，无法回家，现在又遇见了她……我不会忘了你，母亲那里我没法待奉，请代我尽孝，我会永远感激你的……”。
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恺、何香凝与国府监察委员陈秋霖一起坐车去国民党党部。9点50分，当廖仲恺下了车，走上大门口第三级台阶时，突然响起了刺耳枪声。四个预先埋伏在“骑楼”两旁石柱后面的歹徒，跳出来连连射击，廖仲恺身中三弹，倒在血泊中。陈秋霖腹部被击。混乱中，卫士急忙还击，打倒了一名凶手，其他三个狼狈逃窜。
廖仲恺立刻被送往广东大学医学院抢救，终因伤势过重，途中即已逝世。陈秋霖也于两天后死亡，年仅31岁。
廖仲恺为国民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坚决执行三大政策，辅佐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积极主张国共合作最得力的人。他参与创办黄埔军校，任党代表，严格训练党军；参加领导平定商团叛乱和杨希团、刘震寰的叛变，及第一次东征；努力重建国民政府，创立国民革命军，统一军政、财政、税收，废除苛捐杂税，禁止烟赌，是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大功臣。他还多方面支持省港罢工工人，站在反帝斗争的前线。
孙中山北上和谈，3月在北京不幸病逝后，廖仲恺是他遗志的忠实继承人，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仇视。当有人劝他要加意提防时，廖仲恺表示：“无论何人反对，我都不怕！即使打杀我，也在所不惜！”没想到距孙中山先生逝世仅五个月，敌人就向廖仲恺下了毒手。
这桩惨案震惊了广东各乃至全国。周恩来闻讯立刻赶快赶到医院，向廖夫人表示中国共产党沉痛哀悼之意。何香凝望着丈夫血迹斑斑的遗体，悲壮在自誓曰：“哀思惟奋酬君愿，报国何时尽此心！苟利于国，则吾举家以殉，亦所不惜！”
周恩来从医院回来后，马上与陈延年、张太雷等同志紧急磋商，分析形势。然后到鲍公馆，和鲍罗廷一起会商。
周恩来认为这件事后面肯定藏有大阴谋，张太雷非常同意。因为他得到情报，国民党右派暗杀的黑名单上，头一名就是鲍罗廷，所以，早就加强了防范。他还认为这桩惨案肯定与帝国主义有关，是他们与国民党右派精心策划的，想借此破坏广东革命的大好形势，促进国民政府向右转。
鲍罗廷、张太雷、周恩来，陈延年商议后决定，中共要加强对国民党左派的支持，敦促政府查清“廖案”，打击右派势力。
然而，由于国民党右派的捣鬼，使主要嫌疑犯逃之夭夭，“廖案”审理难以进行下去。
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全力支持国民党左派继承孙中山革命路线，同时尖锐指出，“廖案”是右派反对国民政府的阴谋，应予严厉镇压，批评“国民政府负责办理‘廖案’的人没有决心，不将他们最后的根本肃清，国民政府的前途还免不了危险！”
由于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终于很快安定了局势，一定程度地打击了右派势力，改编和控制了粤军。以后又取得第二次东征和南讨陈炯明、邓本殷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然而，蒋介石利用许崇智、胡汉民因与“廖案”有牵连被迫出走之机，取得了广东的军政大权，地位迅速上升。张太雷对此忧心忡忡。陈延年、周恩来等也有同感。张太雷在广东区委的会议上十分感慨地说：“看来，我们一定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这时，张太雷担任广东区宣传部长，主编《人民周刊》，经常深入到罢工工人中去演讲，还常到共青团办的训练班、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办的“政治讲习班”、广东区委干训班、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处讲课。
1926年1月1日，鲍罗廷和张太雷一起出席了国民党二大。本来在张太雷、陈延年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大会重申遵照孙中山的遗嘱，坚决执行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开除其首要分子谢持等人的党籍，并责令戴季陶反省，形势大好。然而，陈独秀却害怕得罪了国民党右派，破裂统一战线，指示张国焘操纵中共代表一致退让。结果，把不少右派选为中央执、监委，造成右派势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还把新右派头子蒋介石选为中常委，不久他即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监。
张太雷私下里和陈延年议及国民党二大上的大退让，很是愤愤不平。陈延年一拍桌子脱口而出：“老头子真是混蛋！”
此时的蒋介石虽春风得意，却又深感自己羽翼未丰，竭力耍弄两面派手法。他不仅在鲍罗廷要北上莫斯科述职时，亲自到鲍公馆话别，还在右攻击鲍罗廷的浪潮中，为他说了一些好话，他说：“鲍罗廷同志作为政治顾问，为总理所特请。总理曾昭中正‘鲍罗廷同志之主张即余之主张，凡政治问题均需容纳其意见’……”他还带着“国民党政治委员会高等顾问”的聘书，挽留鲍罗廷继续帮助工作，并送了一只刻着“共同奋斗”的精美的银鼎，极尽拉拢之能事。因为他明白，现在尚需苏联的援助去打倒旧军阀。
张太雷却对蒋介石十分警惕，不断地拒绝蒋介石的“好意”，他沈重地对王一知说：“现在局势很不稳定，我总预感到可能要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
这时，张静江等国民党右派聚集广州，到处散布谣言，挑拨国共关系，挑拨蒋介石与苏联顾问的关系，拼命敦促蒋介石公开向右转。
蒋介石是一个权力欲极强、野心很大又多疑的人，对共产党和工农力量日益壮大，苏联顾问的影响不断增强，早就心怀不满。但他觉得现在还不是“摊牌”的时候。他一方面加紧与右派勾结，一方面继续带着假面具做戏。
1926年3月13日，苏联派布勃诺夫高级外交使团来到广州，受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隆重接待。
当晚，张太雷向团长――苏共中央委员、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A?C布勃诺夫及代表团成员汇报了广州的局势。他怀着深深的不安，详细列举了右派反叛的种种迹象，最后焦虑地说：“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不久前他们曾试图在第一军和第四军之间制造分裂，现在的情况与谋杀廖忡恺前夕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
然而，苏联人却沉迷于蒋介石等人的表面热情，没有把张太雷的话放在心上。
周恩来发现蒋介石近来与右派来往密切，对共产党和工农运动很不以为然，便悄悄告诉张太雷。张太雷马上向苏联顾问团负责人季山嘉汇报，但也没有受到重视。
张太雷忧心如焚，他在3月19日《人民周报》上发表了篇题为《广东革命的危机仍在》的文章，文中说：
广东已经统一了，反革命的军阀大半已经铲除了，但是广东的危机仍然是存在着啊！……去年打倒刘杨后大家以为广东大害已去，可以安然了，不知道拿暗幕一揭开，内面不知道一重又一重有多少种阴谋与诡计！我们现在又看见这种情形了。同志们，提防着，时时刻刻记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3月20日，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谎称共产党人指挥的中山舰要炮轰黄辅，密谋暴动推翻国民政府，借以宣布戒严。那天天刚亮，广州街头就响起了一队队士兵有节奏的跑步声，荷枪实弹的军警四下游弋，他们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团的住所，惊诧的苏联高级官员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的卫队被缴了械。中山舰舰长李之龙等人被捕，还扣押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连去质问蒋介石的周恩来也不由分说地被软禁了。
张太雷听到这些消息，腾得跳起来对王一知说：“这里面有鬼！”
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和鲍公馆，也被全副武装的士兵团团围住。张太雷气愤地跑出去跟军队交涉，得到的回答是：“奉上峰的命令，来此执行任务，其他一概不知。”
当天夜里，张太雷怎么也睡不着，在屋里来回走动，思索对策。在鲍公馆紧急碰头，苏联军事参谋团也参加了。毛泽东提出应以武力回击“中山舰事件”，张太雷非常赞成，并认为应该组织十万武装的工农群众，以革命的武装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武装的进攻。其他同志也很拥护这个主张。
但是，布勃诺夫却指示“退让”，以留住蒋介石继续进行国民革命。
3月22日，苏联顾问主动向蒋介石道歉，声称“中山舰事件”是个误会。
第二天，汪精卫托病隐居，国民党左派人心惶惶，右派欢欣鼓舞，广州政局动荡。国共双方都希望鲍罗廷速速返粤。
“中山舰事件”本来是蒋介石的试探之举，没想到毫不费力地占了上风。蒋介石非常得意，但他此时还不想与共产党、共产国际彻底翻脸，丢掉苏联大量的物资援助和共产党、工农群众的支持。因此，事后他一面发表《罪已书》，假惺惺地检讨自己听信传言，处置不当；一面却将大批共产党人免职。
苏联顾问光看到他的表面文章，更觉没有必要“联蒋”，要“处处迎合他的意思，予以让步”。
4月30日，鲍罗廷回到广州，蒋介石亲自到码头迎接。双方的会谈中，蒋介石声称：“中山舰事件”是“个人问题”，不会“牵动全局”，“对人不对俄”等等，态度“温和谦恭”。
鲍罗廷对蒋介石提出了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等，表示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
张太雷非常不满意鲍罗廷的软弱态度，事后跟他争辩说应该联合左派，镇压右派。鲍罗廷却认为为了维护国共合作，顺利进行北伐，要利用蒋介石。接受他的要求，就可以避免国共关系破裂的灾祸。而且这是共产国际的决定。
张太雷压抑着满腔怒火告诫鲍罗廷说：“还愿您不是培养了一个自己也无法摆脱的魔鬼――袖珍的拿破仑！”
很快，鲍罗廷与蒋介石立下了“君子协定”：在继续联俄的前提下，共产党员退出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国民政府主席、军委主席汪精卫离职出国“养病”；蒋介石则同意积极准备北伐。
5月15日，得寸进尺的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借口避免“党内纠纷”，提出八项限共办法，强行通过了“整理党务案”。中共代表团在张国焘的控制下，又作了无原则的大退让。结果，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在中执委员中共产党员不能超过三分之一。而蒋介石一跃为党、政、军的铁腕人物，先后担任了国民政府组织部兼军人部长、中央常委会主席、军委主席、国民革命总司令。
会后，蒋介石得意地说：“这个决定是成败的关键，也是本党与共产党势力消长的分水岭！”
苏联顾问、共产国际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观点，给中共和大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在这些日子里，张太雷的心情很不好。他照常拼命工作。陈延年与他几乎天天见面，反复研究对策，常常通宵达旦。
一天深夜，陈延年很气愤地说：“蒋介石以前一无所有，不就是靠打着联俄联共的旗号才争取到政治叟的出路。现在他有了广东的地盘，二三万兵力，就野心勃勃地搞他自己的打算了，这是资产阶级的本性。”
张太雷深思熟虑地提出：“所以我们除了目前的联合战线以外，也应该有自己打算，蒋介石和国民党迟早是要同我们分家的！”
他俩商量以后，以中共广东区委的名义，由张太雷起草在《人民周刊》第七期上，发表上《给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广东人民的一封公开信》。文中尖锐指出：
……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最怕惧的就是这一种的联合战线；因此竭力对于代表工农利益的共产党造谣诬蔑，以谋破裂这一个联合战线……共产党决计不因敌人的造谣是分裂国民革命的势力，破坏国民党，推翻国民政府，危害广东和平的一种阴谋……共产党要求革命领袖与一般革命群众起来打破敌人此种阴谋，并且一致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以达到我们共同的目的――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建立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
又《三月二十日的戒严》一文中重申“广东革命的危机仍在”的警告。
同时，还起草了《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交给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国民新闻》发表。没想到竟被蒋介石控制的广州公安扣押。张太雷愤怒地去质问该报总编，对方无言可答，文章最后终于见报。为此张太雷写了《言论自由与检查党报》，一针见血地地说：
……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内容纯为辟帝国主义与与其走狗对共产党所造的谣言说共产党有推翻政府的阴谋……如果我们不是要敌人挑战离间的诡计得逞，共产党有这种宣言非特不应禁止登载，并且应登载在报纸上最注目的地方。如果不是一个帝国主义的走狗或不是一个极糊涂的人，大家总应该已经认识共产党不是洪水猛兽……
张太雷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努力揭露国民党新右派的真面目，使大家擦亮眼睛，提高警惕，维护革命的根本利益。于是，他又赶写了《反动派在广东之活动》，深刻指出：
广东革命基础自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危险的情形……很显而易见的就是那班已开除与未开除的反动派所造成的。他们趁了全国现时反动势力高涨的时候想把革命基础断送……
文章只差点出蒋介石的名字来。又再接再厉，口诛笔伐，写了《到底要不要国民党》一文，揭露了“整理党务案”的内容，实质上就是西山会议派提出过的条件。反动派向革命进攻首先就要破坏国民革命的领导机关――国民党。
……如果共产分子被攻击而退出后，国民党内有部分革命分子必将首当其冲受人攻击为“袒护”共产分子或有共产倾向，如果这班革命分子退出后，较有革命认识的党员又不免受其排斥，其结果将重新恢复民国十三年改组以前国民党的情形……那时国民党已不是一个能领导国民革命的党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攻击共产分子的问题而是国民党生死的问题，是整个儿国民党革命的问题。
这一系列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大，进步人士击掌叫好，纷纷传诵。而蒋介石等人却恨得咬牙切齿。6月28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对学生训话时，一反常态，声色俱厉地谩骂张太雷破坏两党关系，给他扣上了“使两党生起恶感”的大帽子。
第二天，报上又登载了一篇张太雷署名的文章，理直气壮地说：“共产分子和真正信仰孙文主义的左派分子是革命的国民党的台柱子！”在这个两面派的脸上狠狠掴了一掌。
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大力支持下，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1926年7月9日，军威赫赫的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校场誓师北伐。鲍罗廷、张太雷和国民党党、政、军首脑及各界民从五万多人，参加了这个庄严的大会。
鲍罗廷望着精神饱满、整装待发的北伐军将士，心里十分满意。自认为在他的大力推动下，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来临。随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张太雷翻译着，眼里也含着激动的泪花。
广场上欢声雷动，掌声、口号声不绝于耳，人人都激动万分。会后，国民革命军八个军10万人，浩浩荡荡分三路出师北伐，拉开了大革命最雄伟壮观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