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稳固后方，支援前线，鲍罗廷和张太雷暂时留在广州。
张太雷的心情非常振奋，他满腔热忱地写文章讴歌北伐战争。每当我军势如破竹、捷报频传时，鲍公馆里就响起他高唱岳飞《满江红》的歌声。这时，鲍罗廷就会从楼上探出头来笑着说：“OK，又打胜了！”
但是，他们两人还是在退让问题上经常争论。鲍罗廷认为，让步是值得的，毕竟使我们把革命从珠江流域推进到了长江流域。
而张太雷却感到周围存在着深深的隐患，他提醒说：“您没有看见革命的主义和政策正面临从深蓝变为极淡颜色的危险吗？许多原已失势的国民党右派正在积极参与党务，工农运动成为一些北伐军军官与国民党员的眼中钉，地方官吏、土豪劣绅、民团、逆党、土匪结成了攻打革命基础的联合战线……”
鲍罗廷还是没有接受张太雷的意见。于是张太雷继续不断写文章抨击右派的倒行逆施。
留守主政的张静自作主张，根本不听鲍罗廷的意见。张太雷只好协助鲍罗廷想方设法与国民政府有关方面洽商，解决北伐进军中的种种问题，以及广东右派抬头惹起的各种事件，照旧忙得连轴转。
随着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鲍罗廷建议迁都汉口，就近指挥国民革命军，完成北伐统一中国的大业。
1926年11月16日，鲍罗廷和国民政府要人在粤汉铁路起点――黄沙车站开始北上。
各界群众都来欢送，挤满了站前的广场。外交部长陈友仁、交通部长孙科、司法部长徐谦街道 送别的人群一一握手。几个少女抬着鲜花花篮，周围的人鼓起掌来，摄影师跑前跑后，满头大汗地拍下了这一幕幕动人的历史画面。
鲍罗廷和苏联顾问们身穿卡叽布军服，戴着军帽，有的皮带上还挂着手枪套和记事簿，不少人带了照相机和暖水瓶。
张太雷还是一身西服，脖系整齐的领结，头戴鸭舌帽。他兼任这次北上的总管，前后张罗，忙得不亦乐乎。
九时许，北上专列在依依不舍的鞭炮和乐曲声中缓缓地启动了。张太雷怀着眷恋的心情向越来越远的广州方向望去，那里留有他太多太多的回忆，这是多么不同异常的三年啊！
晚上8时多钟，火车到达韶关，受到当时群众的热烈欢迎。张太雷和苏联顾问被邀请进城参加群众大会。当地人士热情很高，会场里挂着巨幅的孙中山、列宁和马克思的肖像，学生们在教室的管风琴伴奏下唱起了《国际歌》。
第二天下午1时许，火车开出韶关，沿着18世纪英国马卡特涅依勋爵北上的“大使之路”，经始兴、南雄等地，翻过粤赣边界著名的梅岭山口。在这“岭南第一关”，领略了满山遍野红梅怒放的奇景。
旅途十分艰辛，许多地方没有铁路，都是山地、田埂和小径，崎岖狭窄，十分难走。部长和太太们，坐在轿子上由民夫抬着。共产党员自觉步行，后面跟着空轿子。还有一引起民夫用粗竹杆抬着箱子跟在队尾。
一路上政府要人们愁眉苦脸，在颤悠颤悠的竹轿里诅咒着，不时大声呼唤张太雷，要他解决脚夫、吃饭、住宿、安排集会等问题。
尽管张太雷身体强壮，精力充沛，这段行程也把折腾得脸颊塌陷、消瘦了许多。但他依然面带微笑，客气有礼地前后奔波，尽量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妥当，让大家满意。
沿途尽是一个个灰暗、荒凉、贫穷的村镇，生活困苦的工人、农民和小商贩到处都是，乞丐与妓女无处不在，还经常能见到经土匪抢劫后被焚毁的村庄残迹。
到达江西赣州时，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组织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鲍罗廷在各界民众欢迎大会上热情地说：“我们赞助国民党北伐，已经军阀不能抵抗我们，就是帝国主义也不在话下……”
张太雷刚刚翻译完，台下就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12月2日上午，蒋介石亲自到赣江上游去迎接鲍罗廷，并事先送去了许多罐头、水果、点头、烟酒等食品。
蒋介石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系红色国民党领带，瘦削的脸上显出踌躇满志的神情，满面春风地和宋庆龄等人打招呼，祝贺安全到达，并与鲍罗廷热烈握手，还亲自搀扶孙夫人登上小轮船。
中午12点，当四艘载着政府要员和苏联顾问的轮船到达南昌章江门外的码头时，在高悬着青天白日党旗和欢迎匾额、遍插五色旗帜的彩楼下，各界群众立刻欢呼起来，同时，天上飞机盘旋轰鸣传单像雪片般纷纷飘落，地下鞭炮、军乐大作，气氛极其热烈。
晚上，蒋介石摆下盛宴为贵宾洗尘。他故意安排鲍罗廷和加仑将军坐在自己两旁，频频向他们祝酒。对张太雷也很亲热，不断找话题叙旧。张太雷不卑不亢，冷眼旁观。
第二天，在隆重举行的欢迎大会上，蒋介石声嘶力竭地说：“……鲍顾问，因为他是世界革命的领袖，是中国的导师，今天我特别代表三千万江西民众，欢迎世界革命的领袖！中国革命的领袖！”
张太雷站在鲍罗廷身边，对蒋介石言不由衷的肉麻吹捧，十分反感。
会后，鲍罗廷和张太雷上了庐山，与蒋介石商量军事、外交，财政、迁都等问题，似乎一切顺利。不过，细心的张太雷觉察到，鲍罗廷对蒋介石的权力越来越大也开始担忧和顾忌，他的发言多半是客气的外交辞令，带有试探意味。
蒋介石仍然表现得非常殷勤体贴，亲自为鲍罗廷安排了下山的轿子，又到九江码头送行。
张太雷他们乘坐的轮船，船身贴着大幅欢迎标语和反帝口号，插满了五彩缤纷的纸旗，十分醒目的行驶在长江中。
快到武昌时，一艘英国军舰“柯克捷夫号”――万县惨案的制造者，快速追上来。它气势汹汹地擦身而过，还横过船头抢先强行靠岸。船上的英国水兵对这只象征国民革命的轮船做着威胁、侮辱性的手势，甚至破口谩骂。
船上所有的人都气炸了，张太雷用拳头捶着栏杆大声说：“太嚣张了！我们不能无视汉口仍处在帝国主义的大炮威胁下！”他预感到革命高潮中即将要发生什么不详的剧变。
武昌的欢迎仪式也异常盛大、热闹。12月10日，鲍罗廷和张太雷搬进汉口一元路街口新的鲍公馆。这是一幢高大的灰色楼房，大门口的石台阶直通二楼的会客厅。房子颇有德国建筑的冷峻风格，带有彩色玻璃的大窗子，看上去富丽堂皇。楼内房间宽大敞亮，墙壁上裱糊着素色花缎，有壁炉，并配置了十分考究的家具，显然比广州的鲍公馆气派了许多。
这里很快又成为政治风云的中心，每日人群出出进进，川流不息。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在这儿召开各种会议，商讨问题。鲍公馆的灯火很少在凌晨3点以前熄灭。
张太雷更忙了，他密切注意形势，协助鲍罗廷开展各方面的工作。
根据鲍罗廷的提议，到汉口的国民党中委、国府委员和共产党人组成了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武汉国民政府所在地――南洋大楼门口的武装警卫，天天以响亮的声音喊着“持枪”，向鲍罗廷和张太雷致敬。这位国民政府的首席顾问几乎主持制定了每一份文件和新法令，他的一言一行都受到同志和敌人的热切关注。
中共中央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于12月中旬在汉口召开了特别会议。陈独秀对局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他生怕民众运动的蓬勃兴起导致国民党、蒋介石日益右倾，破裂统一战线，所以提出要反对党内的“左派幼稚病”，限制工农运动，不许土地革命，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转，扶助“左派”汪精卫取得领导地位。这个意见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鲍罗廷的支持。
张太雷认为这是牺牲工农的根本利益来讨好蒋介石、汪精卫，这样下去只能适得其反。陈延年等也反对陈独秀的主张。然而，一片反“左”的呼叫淹没了声音。
1927年元旦，汉口、武昌、汉阳到处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鲍罗廷和张太雷兴致很高地出席了庆祝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大会。
然而，张太雷他们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1月3日，庆祝迁都的活动还没结束，蒋介石在取得西方列强暗中支持后，伙同张静江等右派，强迫部分赴鄂被扣留在南昌的中委，非法召开了“中央临时会议”。蒋介石擅自决定迁都南昌，以实现他牢牢控制中央党、政、军大权，进而占领沪宁，进军东南的计划。他俨然以党和政府首脑自居，命令在汉口的国民党中委返回南昌，举行中央全会。并宣布取消武汉的联席会议。
听到这个消息，武汉一片哗然，各方纷纷谴责蒋介石。宋庆龄等人发电报要求他履行庐山协议。蒋介石却回电要鲍罗廷去南昌会谈。
张太雷积极向鲍罗廷建议，不能再退让了！鲍罗廷最后决定让蒋介石到武汉来谈判。
蒋介石在党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加之也想摸摸武汉的底，遂于1月12日下午两点来到武昌。鲍罗廷与国民党中执委、左派领袖邓演达等人亲自到江中迎接，欢迎场面十分宏大。然而，蒋介石并不买帐，在谈判中态度强硬。
蒋介石的飞扬跋扈使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广大群众极其愤慨。张太雷通宵达旦地和同志们商量对策，他忧心忡忡地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打倒新军阀，不能大权旁落。
就在蒋介石南昌发难的同一天，英国水兵凶蛮地刺杀了在江汉关庆祝北伐胜利的民众，引起武汉人民的极大愤怒。在李立三、刘少奇的指挥下，30万人上街游行示威，冲进英租界，组成临时管委会，坚决要求收回租界。
可是，蒋介石刚到武汉就恶狠狠地地指责：“工人举动幼稚，小孩子毛病多。”
1月15日晚上，蒋介石在汉口普海春三楼三厅，宴请各界人士。
穿着一身工人衣服的李立三，向蒋介石提出：“为了巩固革命中心，杜绝军阀与帝国主义的窥伺，武汉工人一致要求我们的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和总司令部立刻迁到武汉。”此言一出，全场热烈响应，各界代表纷纷发言，强烈要求蒋介石当场表态。
蒋介石非常尴尬，最后期期艾艾地回答：“我当向中央转达各界的要求，一定使你们的愿望能够满足。”
鲍罗廷和张太雷也来向蒋介石祝酒，鲍罗廷非常诚恳地说：“蒋介石同志，我不是哪个将军的个人顾问，我是中国革命和中国被压迫人民的助手。革命要依靠群众，独裁是不行的。我们一块儿打到长江边，希望今后将继续携手共进！”张太雷清楚有力地把鲍罗廷的话翻译过去，蒋介石听了窘困异常，无言可答。
临走前，蒋介石参加了联席会议，再次提出迁都南昌，遭到全会反对。1月18日，他悻悻地离开了武汉，刚到南昌就打来电报，要求将鲍罗廷撤职。
宋庆龄气愤地说：“鲍罗廷是总理聘请来的，蒋介石有什么资格驱逐他！”
老资格的国民党中委员吴玉章也认为：“蒋介石一句话怎么能算数！究竟是蒋介石服从中央呢，还是中央服从蒋介石？再说鲍罗廷的话根本没有错，凭什么要撤换他！这不是鲍罗廷个人去留问题，这是蒋介石对中央和政府的蔑视！”
各方一致同意他们的看法，武汉马上掀起了“反对独裁，提高党权”的运动。但没有点蒋介石的名，仍然希望他悬崖勒马。
蒋介石气急败坏，竟凶相毕露地喊出了“驱逐鲍罗廷”、“制裁共产党”的口号。说什么“倘使有人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接着，他加紧与西方列强、大地主在资产阶级勾结，开始向工农举起屠刀。3月6日，指使手下制造了“赣州惨案”，杀害了工人领袖陈赞贤。
消息传来武汉，张太雷和许多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忍无可忍，一致要求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制裁蒋介石。张太雷还找鲍罗廷痛陈利害，指出蒋介石叛象已很明显，再不采取措施就真要遭到惨祸了！
3月10日下午，会议在南洋大楼庄严举行。中共人士和国民党左派尖锐提出，要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政，撤去了蒋介石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军委主席、中央常委主席等职务，但仍保留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和中执常委、军委主席团成员的职位。
会议宣传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选举中共党员谭平山、苏兆征担任农、工部长，同时把外交、财政等权限合法地从蒋介石手中收了回来。
蒋介石迫于形势，在南昌发表了服从会议决定的声明。这使鲍罗廷和中共中央误以为，不彻底与蒋介石，是维护国共合作的唯一途径。
4月1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兴奋地说：“现在我们占领了南京和上海，统一中国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这当然代表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他们对蒋介石仍存在很大的幻想。总书记布哈林指示：“蒋介石虽然比克伦斯基‘更右’、‘更坏’，但只要他暂沿尚未反动变节，积极实行反帝批军阀的战争，无产阶级政党是可以帮助他的。”
斯大林说得更干脆：“目前我们需要右派，蒋介石可能并不同情革命，但他掌握着军队，正好可以作反帝斗争之用……”
不久，张太雷调任湖北区委书记。自从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以后，湖北区委就代替了广东区委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临走前夕，他与鲍罗廷长谈了一夜。
鲍罗廷也认为蒋介石不可靠，但主为尚可控制、利用。他安抚忧心如焚的年轻助手说：“我们可以让第二军第六军控制南京地区，蒋介石若再有反动行为，立即开除其党籍，俟机逮捕他。”
张太雷望望鲍罗廷因连日辛劳不慎臂骨折断吊在胸前的绷带，以及因鲍夫人被军阀张宗昌扣押而显得焦灼、苍白的脸色，沉重地回答：“问题是他手里握有庞大的军队，如果我们再不准备，组织自己的队伍，恐怕祸不远矣！”
两个人都对前途感到深深地忧虑。
张太雷一搬进武昌湖上园党中央机关，就夜以继日、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他深圳特区入基层，领导发展当地的党组织，训练新党员；扩大工会、农会、共青团、妇女协会等群众组织；特别注意在农村中支持土地革命，尝试建立农民武装和政权，使湖北和周边地区的革命浪潮高涨起来。
这一段时期，浙江、四川、福建等地发生了一系列血淋淋的反共事件，著名共产党人杨〓公等同志相继被捕杀。可是，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却闭眼不看事实，于4月5日竟发表了“汪精卫与陈独秀宣言”，为蒋介石辩护，要两党“精诚团结”。张太雷愈加不安，要湖北区委提高警惕，并布置就应变措施。
4月12日，蒋介石依靠国内外反动派的支持，在上海发动政变，终于公开背叛了革命。4月18日，他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发出的第一号就是通辑鲍罗廷、邓演达、陈独秀、张太雷、周恩来、毛泽东等197年位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长江下游地区一片腥风血雨。
4月22日，在武汉召开了中共五大。然而，由于罗易、鲍罗廷等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陈独秀在他冗长沉闷的报告中，仍旧喋喋不休地为自己的投降主义辩解，引起了代表们的强烈不满。一时间，会场上议论纷纷，难以平静下来。
张太雷在小组发言中激昂地说：“我们北伐本来一路顺利，谁知蒋介石到达江苏后即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马上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残酷屠杀大批共产党人，目前且有进步逼进武汉之势，使大好形势顿时恶化。蒋介石之所以敢如此，我们大家固然有责任，但我党领导者要负主要责任！”
陈独秀的亲信、中央局委员彭述之连忙辩解道：“蒋介石事变，应与我党一贯政策分开，请问没有合作，哪有北伐的胜利！”
张太雷站起来反驳：“合作固然必要，但不能右倾退让。比如骂农运‘过火’，不准武装工人，一切迁就国民党以图合法生存等等。请问这里还有什么共产党、什么无产阶级地位！”
“但我们总得听共产国际的嘛！”彭述之显然已有点底气不足。阀的意见搁置一旁，也没有采取任何挽救危局的切实措施，便不了了之。
张太雷心急如焚，提出改选陈延年为党的总书记，获得不少同志的支持。不想却被陈延年本断然拒绝。张太雷十分感慨：“看来不但要发展我们的身体，而且道德要发展我们的脑子！”
5月10日，张太雷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1日，中共湖北区委改为中共湖北省执行委员会，由张太雷任书记。
武汉地区的天空这时也升起了越来越浓重的阴霾，镇压工农运动的血案屡屡发生，夏斗寅叛变、马日事变，宁汉合流迹象日显，汪清卫迅速向右转。
张太雷果断决定迁出湖上园，隐蔽到武昌一条偏僻小巷的老百姓家中。湖北省委也迁到胭脂山啸楼巷二号。他镇定从容地做了最坏的准备。
6月下旬，湖北省委决定，要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策略，以强硬手段对付叛乱，保护工农运动；中共党员不辞去国民党的职务，严密组织，保存骨干；开展抗租运动，组织鄂北武装农民上山……以对抗中央的右倾投降指令。张太雷天天深入农村、工厂第一线，有时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这时，王一知已怀有身孕，他也无法照料，只得安排她到上海去生产。
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鲍公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变。可悲的是，在陈独秀右倾缺投降主义者的操纵下，会议竟决定公开宣布解散工人武装纠察队，向汪精卫交枪。张太雷和周恩来气愤已极，他们领导纠察队只交出部分破旧枪支，把大部分枪支和纠察队员隐蔽、分散，陆续转移到贺龙和叶挺的部队。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陈独秀停职反省，成立了由张太雷、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李维汉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很快召开中央紧急会议，转变党内右倾路线，武装反抗国民党。张太雷沉痛地说：“大革命失败的关键就在郑州会议，那是历史上鸿门宴的重演。徐州会议是断送大革命的最后一幕。”
7月15日，汪精卫集团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悍然举行“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反共清党，汪精卫咬牙切齿地命令： “对共产党要用付敌人有手段，捉一个杀一个……”
中华大地一片黑暗，沉浸在滔滔的血海中。
但是，以张太雷、周恩来、瞿秋白为首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1927年8月1日，临时中央政治局派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运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及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的代表和湖北湖南地方党委的代表共21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三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瞿秋白主持。首先请罗明纳兹作报告，接着代表们自由发言，要求尽量简短。
毛泽东站起来，用浓重的湖周南口音说：“过去大家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第二，农民要革命，党的领导却不许他们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第三，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实在是书生气十足，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秋收暴动就非军事不可！……
张太雷非常赞成他的意见，认为这次一定要扭转右倾错误，领导农民搞土地革命，用工农武装对抗国民党反动派。
同志们也纷纷发言狠批中央的右倾投降主义。最后通过了三个决议案，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总方针，准备在湘鄂粤赣等群众基础较好的省份组织秋收暴动。
会议选举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张太雷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张太雷提出愿去广东重新打开革命局面。中央研究后任命他为广东省委书记，由他、杨殷和黄平组成临时南方局，准备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