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5月来了。代英对数年前反对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事念念不忘，他向友人寄出了40多张“勿忘国耻”的明信片，又请林育南和美术教员唐粹庵帮忙刻写、油印了他拟写的号召人们“勿忘国耻”的传单。
7月早晨，中华大学的操场上正要举行运动会，代英收到了来自北京朋友的信，信中介绍了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东交民巷等地游行示威的情景。看到学生们断指沥血，火烧赵家楼，与军警搏斗的激烈场景时，代英不禁热泪盈眶，几乎哭出声来。
林育南把这封信贴在了学校的布告栏上，聚集在操场上的本校和外校学生都轰动起来了。他们看到代英，都围了上来，要求他谈谈看法。代英激动地说：
“同学们，我不愿同学不说话爱国的话，因为不说是心死了。我不愿同学只说不做，因为这是无真心无胆气的表现。我不愿同学不趋于积极，因为不如此，不见他有真感情、真知识。我更不愿听那些不冷不热的折衷论，因为那是不求甚解的心理的表现。启黄中学的同学刚才问我：‘怎样爱国？’我只回答了两个字：舍得！舍得金钱能力，自然不自私了；舍得精神时光，自然不懒惰了……。”
从那天起，恽代英全身心投人武汉青年的爱国运动。他写了大量的电文、宣言、传单和通讯等，指导武汉学生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教育青年们在斗争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中华大学也成了武汉学生运动的中心。
5月12日，武汉学生在中华大学会议室成立了由18个学校组成的武昌学生团（后改为武汉学生联合会），并由代英起草《武昌学生团宣言书》。宣言书对五四革命行动作了高度评价，愤怒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号召学生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中去。
18校的共同宣言散发出去以后，立即在武汉引起很大轰动，人们纷纷议论：这“真是湖北省学生破天荒之行动也。”
当五四运动在武汉兴起时，湖北督军王占元和少长何佩�密谋镇压；和日本军方人士勾结，进行水陆巡防。
5月17日，武汉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会址设在首先吹响战斗号角的中华大学。恽代英向大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代表们纷纷发言，坚持要以牙还牙，予以还击，并一致同意：明天举行武汉青年的反日示威游行。
5月18日，在中华在学学生的游行队伍出发之前，恽代英向全体学生发表了激慷慨的演说：
“你们决心去游行，演讲，发传单，唤醒民众，这是爱国行动！我们和恶势力斗争，就要准备被捕，坐牢，流血。但不管有多少困难，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这一天，武汉的在大中学校学生，几乎全部行动起来了。中午，集合到武昌阅马场的大中学生已有3000多人。他们在广场上呼口号、唱歌、接连不断地演说。讲者声泪俱下，听者莫不动容，形成激动人心的热潮。
下午一时许，各校学生队伍按学联的统一安排，开始了浩浩荡荡的大游行。
高民们和游地学生的感情交融在一起，他们相互鼓励，情状至为热烈。游行队伍从长街到督军署时，学生的口号声喊得更响，怒火更高涨了。督军署大门口处于剑拨驽张的状态。
气急败坏的王占元在当天传见了各校校长，命令他们对学生严加管束，不得再生事端，不得妨碍治安，不许在街头演讲，不许罢课。他还威胁各校校长：哪个学校敢罢课，就先去封哪个学校的大门，并要陈时辞掉“闹事的头儿”恽代英，把学联从中华大学轰出去。
代英不为所动，仍继续进行他要做的事。为巩固斗争成果，他和互助社的伙伴们，又发起组织了“学生实行提倡国货团”，拟定了《学生实行提倡国货团办法大纲》，用实际行动推动武汉各界人民积极参加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行动，推动爱国浪潮深入发展。
为了表示坚决抵制日货的决心，恽代英从那时起，不再用日本产的理发推子理发，宁可用中国产的剃刀剃光头。被他称为“爱国头”光头，他坚持了一辈子。
与此同时，恽代英又同在致中学教书的黄负生，协助学联创办了《学生周刊》，建立了学生和青年的舆论阵地，发表评论、通讯、报道，用活泼生动的文章，“唤起国民爱热忱，提倡国货坚持到底。”
武汉学联在斗争中迅速发展，到28日，参加学联的人数已增加到6000，活动更频繁了。王占元的弹压措施也更严酷了，甚至明令：不许讲演，不许罢课。王占元杀气腾腾地说：“以后哪个学生敢罢课，抓住就枪毙，拼着这个督军不干，也定要办到‘格杀勿论’”。
王占元的反动措施，引起学生更大愤慨。31日下午，武汉学联开会，决定自6月1日起，全市学生实行总罢课，并发表了恽代英[与的《武汉学生罢课宣言》，决定各校学生按分配地点分担讲演，如被军警逮捕，连续补派，至全体捕尽无可再派为止，并宣誓不达目的决不上课。
6月1日是武汉学生向官厅宣战的第一天。王占元派出的军 警保安队把守在各个重要路口上，交通几乎断绝了。荷枪实弹的军警严守中华大学大门，只准进，不准出。12时，学联规定出发演讲的时间到了。有的学生爬上了一丈多高的围墙，一跃而下，向街上冲去。他们10人、8人一组，一边游行，一边沿街演讲宣传，和汉口的其他学校的学生汇齐后包围了省政府，向省长请愿：一、坚决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二，拒绝签订巴黎和约……
傍晚时，谢远定等几人冒雨来向代英报信说：“司门口的形势更紧了，包围省政府的学生还喊口号、唱歌、毫不松劲；学联决定：准备‘枕戈待旦’，卧街斗争。”代英倏地站了起来，说：“走！到司门口去！”
司门口之围，震动了武汉市千百万个家庭和全体武汉市民。
司门口就是清代设立的藩司衙门到南楼（俗称鼓楼）的地段，历来是官府所在地，如今的省政府也设在这里。这时，广场上人山人海，热闹异常，马路两边的人行道上是学生，中间用石条铺的马路上也是学生。还有不少来送开水、热粥、衣服、坐垫的市民。有的市民还为学生送来防寒的姜汤、挡雨的席子。
代英和学生们一起的司门口静坐通宵。次日，正是旧历端阳节。王占元、何佩�密谋由省政府下令，要各校从6月3日起一律放假，学校停伙，限学生三天内离校，并命令所有客栈、旅馆都不得收容拒不回乡的学生。显然，反动当局想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把学生赶出武汉，瓦解学运。
告示一出，大部分学生多动归思。恽代英立即写信痛斥省府的决定，但已无法挽回。这时只剩下武昌高师、中华大学附中等少数几个学校坚持斗争，势孤力单。但演讲宣传仍在继续。
6月3日午后，中华大学在校寄宿生十多人，以互助社社员为骨干，在滂沱大雨后，又赶到劝业场去演讲，遭警察、保安队用枪托殴打。伤了好些人。消息传来，恽代英忙去探望，并动员轻伤的学生用体育部的软床将重伤者抬到同仁医院。
学生的血，擦亮了代英的眼睛；学生被赶出武汉，也教育了代英，使他认识到：学生运动只能造成声势，但真正要达到爱国救国的目的，还必须把各阶层群众发动起来，但真正要达到救国的目的，还必须把各阶层群众发动起来，才能产生扎实的力量。他和学联代表商量后，即找商界的代表人物请求帮助。
代英在商界、学界的联合会议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
大律师施洋对受伤学生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但是来开会的商界巨子，除少数人敢于用罢市支持学生运动外，不少人为利害所系，不敢明确表态。会议无结果而散。代英心里很痛苦，很焦急。
晚上，代英在辅德中学写了传单《为什么要罢市》准备直接向商店散发，从基层去发动罢市。
听说商人在酝酿罢市，王占元吃了一惊，下令全市戒严。霎时间，整个武汉市的军队、警察、保安队都出动了。
恽代英等出了辅德中学，到街上去看罢市情况，看到只有后花楼旁有几家商店关门罢市，大多数店铺还照常营业，情况很不理想，还得继续宣传和发动。
这时，全市戒严了，怎样才能把写好的传单散发给商界呢？黄负生建议买些白纸摺扇，把传单写在扇子上送人，便是很好的“通知”。
他们就到街上去买了几十把白纸扇，又找了几个人，照代英拟好的稿子《为什么要罢市？》和罢市的办法等，写在扇面上，装在纸盒里，沿街散发。接到通知的店家，为爱国心驱使，陆续关门罢市，重要商店罢市的也逐渐增多。
只一两天，王占元统治极严的武昌，也跟着汉口发生了变化，从司门口、横街头、察院坡直到望山正街，都奋起罢市。
经过了五四以三个月的斗争实践锻炼，恽代英深感当务之急是人们应从这次运动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以得未来的斗争。
在闷热难熬的暑假期间，恽代英看书、思考问题，总结五四斗争的教训。他对好友黄负生谈了自己的想法：
要国家不亡，种不灭绝，靠谁呢？军阀政客不能靠。靠自己，靠我，靠你，恽子毅，黄负生，林育南……靠我们的朋友，我们朋友的朋友。
负生没有插话，微微点头。代英继续说：
有的人或者会说，我们年纪轻轻，只怕不能担当国家重任。难道真是这样的吗？我想了想自己的能力，我认为我们能行。我们经过互助社的锻炼，有了互助的修养和习惯，在这次五四之役中，我看出了我们能力的和信心，懂得了对朋友的依赖和扶助。照此做去，继续发展，一是求友，二是造友，能交的朋友都交着；可以进益的人，都得到我们的力量，我们也得到进益。如此，朋友一天天多起来，团体一天天大起来，势力也会一天天扩大。在我们团体，人人都可以形成一个太阳系。如此轮回促进，那些行星变成太阳，卫星成为行星，不断发展，总教国内出现很多太阳系，到那时候，就成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了。
恽代英进一步思考着自己和家庭、社会究竟是什么关系？他暗暗下定决心：将来自己定要以社会为家，为社会做出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