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2月，恽代英离开中华大学，同互助社的朋友们商量后，决定把互相社、辅仁社、黄社、仁社、日新社、健学会那些相互了解的朋友，组成一个小会社结晶体，在武汉开展新文化运动事业。代英受自己的学校创办的书报代售部的启发，决定办一个和一般书铺不同的新型书社，通过贩卖收报赚钱，既可保障最低水平的生活，同时也为大家创造学习的机会。
随着1920年的到来，恽代英紧锣密鼓地活动起来。代英把自己的薪俸，去掉各种急需的开销，把已剩为数不多的钱献了出来，又找伯父借些了钱，几个穷朋友再凑些，在横街头南口18号租到了几间铺面房屋。除了房租，钱已所剩无几了。为了节省费用，大小事情都得自己动手，代英就带头干了起来。
恽代英作为当地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名牌中学的教务主任，穿着窄袖长衫，戴着近视眼镜，肩上扛着祖父留下的一人长的旧书架，气喘吁吁地从粮道街走过，学校的工友和路人看见了，都很惊奇。
恽代英作了榜样，互助社的朋友们，这些在家里平时都很少干活的人，也都跟着干起来。整整忙了两天，书社内部已完全整理就绪。代英就动员他们各自回家过年，开学再来，只留下恽代英、李书渠、沈光耀、魏以新四人在这里坚持。
大年初一，新春佳节，利群书社在鞭炮声中开张了。恽代英为社员们制订了严格的自修和服务制度，规定自己售书、送报、做饭和干一切杂务，企望以这种方式为改造社会条件。
每天一开门，他们就等待着读者光顾。第一天大年初一，卖了80文，第二天卖了40天，第三天只卖了20文，他们没有泄气。第四天卖了500余文，第五天卖了2000余文，“有两串进帐了！”他们高兴了。从此以后，每天都有几串的生意，形势逐渐稳定了。
代英把他们创新生活的事，写了报道寄往上海。过了些天，以恽代英、沈光耀、廖焕星、李书渠、余家菊、郑遵芳、林育南、郑兴焕、萧鸿举、魏以新等12人的名义写的《共同生活社会服务》的宣言书也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报纸发行到了武汉，关于横街头有个新型书社，出售别处不易买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蔡孑民言行录》、《克鲁泡特金思想》、《托尔斯泰传》等以及北京、上海等出版的《新青年》、《共产党》、《少年中国》、《新潮》、《东方杂志》、《每周评论》等革命刊物的消息像春风一样，传遍了武汉全市，吸引了各界青年。教育界、文化界、新闻界人士，也普遍感到兴趣。正好这时，大中学校都开学了，互相社回家的朋友也都回来了，横街头顿时热闹起来，书社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
大律师施洋来了，盛赞恽代英他们为武汉三镇人民造福，愿意义务担任利群书社的法律顾问。
《大汉报》记者萧楚女来了，表示决心投到利群书社的麾下，当一名马前卒，同利群书社社员们“并肩战斗，披荆斩棘”，去开创宣传新文化的事业。
从这天起，恽代英和萧楚女建立了终生不渝的生死之交。
书社进入稳定发展时，恽代英为开阔眼界、学习经验、寻求真理，于4月初和去京投考大学的林育南、郑兴焕、沈光耀同行，前往北京。
北京是当时各种思想最活跃的地地方，新文化运动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各种思想的斗争更加激烈。当时，追求真理的各地青年风云际会于北京。湖南的毛泽东，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的王德熙、天津觉悟社的代表周恩来、邓颖超都来过北京。恽代英也决心到这个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去取得真经。
一年前，代英已参加了北京最大的社团“少年中国学会”。他的活动和他的独到见解，受到会员们的重视。4月10月举行的少年中国学会常会上，恽代英被公推为该会图书编辑部专员，领导图书出版工作。他埋头写了大量文章，给学会的朋友们写了热情洋溢的信。信中，他批判了当时的重文轻实的风气，希望人们理解文学、哲学的真价值，要求学会的朋友们“不要做新政客，不要看风色、争权力。”
他专门为《少年中国》写了长达四万字的论文《怎样创造少年中国？》，阐述了创造少年中国与个人生活之间的关系，指出只有改造自己才能改造国家。
对社会主义学说，恽代曲也作了认真的探讨，在下半年的《少年另》上发表了《论社会主义》。
恽代英怀着满腔热情，寄希望于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团体。在和李大钊、邓中夏以及马克思说研究会的许多朋友们交流了思想后，他增长了知识，受至最启发。同时他又感到学会存在不少问题。他认为，会员中确实有不少“有力的个人”，然而学会本身并不是“有力的团体”。因此，他积极建议：在明年的年会上就这些问题进行一次研究和讨论。这也就是一年后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
恽代英访问北京的另一目的也是为他目前正在从事的事业取得经验。参观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和该团的第一组成员施存统、俞秀松、何孟雄等亲切会面、交流思想。这时，这个组已面临解散的窘境。经济上入不敷出，食堂亏损严重，连团体成员的饭都有开不出了。团员意见分歧，精神涣散，不久前开了个会，各奔前程、自谋出路去了。第一组宣告失败，另外三个组也处在风雨飘摇中。
在这段思潮起伏的日子里，在这个思想活跃的古城里，恽代英和来京求学的林育南、沈光耀、郑兴焕，以及早一年考进北京大学的刘仁静，共同回顾了他们建立的互助社、利群书社的活动，对这棵幼稚嫩芽的成绩和经验教训，作了总结。为了求知已，长见识，他们风雨无阻，不辞辛劳，奔波在京郊路上，一起去拜拜访有识见的人士，以研究世界各种思想潮流，探讨另的未来。
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6月19日的常会后，恽代英离开北京，返回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