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的一天中午，恽代英正在书社为他安排的那个小房间里草拟近日活动计划，李书渠推门进来，指着他身后一位身材魁伟的湖南青年，向恽代英介绍说：
“这位是湖南毛泽东，刚从上海转向长沙，今天到武昌。”
代英眼睛一亮，立即伸出手，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高兴地说：
“欢迎，欢迎！恭喜恭喜！张敬尧终于被湖南人民击垮了。利群书社以欢迎你，湖北欢迎你！”
待大家坐定后，代英又兴奋地说：“你们的《驱张宣言》真是振奋人心。‘饿狼之兵’、‘猛虎之政’不能不除！”
毛泽东谦逊地说：
“湘鄂一湖之隔，唇齿相依，利害与王占元盘踞在湖北，日子也不多了。他的掘墓人，不是也随时等着埋葬他吗？我们这次胜利，也得到你们的大力帮助。”他向旁边一指，“伯刚兄就是出力最多的一个。长沙准备随时欢迎你们去啊！”
代英表示了他的抱歉和怀念：
“去年冬天，你路过武汉时，伯刚兄把你四出跑邮局寄《宣言》的事对我说了。 那时我正忙着学生的期末考试，没有得及拜访，十分抱歉。今春去京，我们又失之交臂。这次过汉，机会难得，希望你多住些日子。我本人有许多筹思很久的问题要向你请教。”
毛泽东豪爽地说：
“君处湖之北，我生湖这南。我也有不少新奇想法要从你这里借取他山之石。”
这两位神交已久的洞庭湖南北的朋友，今天有机会会晤，急切地希望互相交换对各种问题的看法。
两人都喜欢广交朋友的：毛泽东早在1915年就在长沙街头贴出了“二十八划生征友启事”，恽代英也于1916年在上海《学生杂志》上发表了自我解剖、向四海找寻知心朋友的《自讼语》，相互从报刊上沟通了寻友的讯息。后来，他们为了求友、造友，又先后在武昌和长沙创建了各具特色的青年社团“互助社”和“新民学会”，在湘、鄂两地团结了不少奋发图强的有志青年，英勇地投入了五四运动。在斗争高潮中，他们又互通声气，南北呼应，相互支持：恽代英在6月初为了支援武昌学生声讨王占元，写了《武汉学生被官厅解散的最后的留言》，立即把油印稿寄往长沙，毛泽东收到后，就在7月21日的《湘江评论》增刊第一号上予以全文发表；毛泽东主编的气势磅礴的《湘江评论》也能过恽代英在中华大学办的“书报代售部”在武汉广为发行，毛泽东议论纵横的大块文章在武汉产生了积极影响。
两个人都很重视对青年的教育，又都先后担任过教师，都准备终身任教，以教师为最崇高的职业。而且，都不想只做个传授知识的“经师”，而要做培育有用人材、改造人类灵魂的“人师”，直至今天见面时，他们还不断抒发以学生为主体、而不是以老师为主体的教育主张。
他们不但自己创办了自我修养、利已利人、“待候国家、待候社会”的青年团体，而且还先后参加了全国性的知识分子社团少年中国学会。他们加入学会是真诚的，并以十分认真的态度对待这个团体。以后，他们又形成相同的看法：这个团体中确有不少有力的个人，但不是有力的团体。
他们在北京时，都亲眼看到了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的失败，接着又知道了上海工读互相团解散的结局（毛泽东是该团的发起人），可是他们没有停止探索，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为创造一种各尽其能、各取所需的共同生活，即使千难万难也不怕。恽代英向毛泽东谈了他的同伴们的热情，除了眼前的利群书社外，还描绘了他将要在回龙山举办的建设乡村、改造乡村的新兴事业。
毛泽东也兴致勃勃地谈了他的设想。他在这次旅京途中，多次向友人写信表示他准备在长沙岳麓山建设新村，搞工读同志会，开创一个和朋友们共同生活、工作、学习的事业。他认为，即使别处出现挫折，但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齐心协力实行的工读互助肯定是有生命力的。他非常恳切地对代英说：他要长沙办个自修大学，和新民学会的朋友花一两年工夫，专门攻读当代有中外学术，把东方文明和西洋的东西作出比较，弄个清楚。“今后中国人要为世界做点事，尽点力，还是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现在就必须对这个地盘如实地调查研究，要是想在出洋回来后再做，就困难了。”
恽代英说，他虽然也看过甚至翻译过不少西方著作，但他仍认为主要应该先弄懂中国，头脑清醒了，再出国求学，那时才不会盲从，才不会目迷五色，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毛泽东说：“我看到过不少出洋的人，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镀金。出去混了几年，回来仍旧糊涂，甚至更加莫名其妙。我暂时还不想出国，只想在国内做些准备。我的外语还不行，我认为看译本比读原著要快当得多，可以在短时间获得较多的的知识。希望你今后看到好的译本，多多向我介绍。”他讲他现在努力学习的大体就是三个方面：英语、哲学和新出的报刊。
听到这里，代英对毛泽东说，他刚接受尚志学会给他的一个任务：翻译德国柯祖基（考茨基）著的《阶级争斗》一书。这是一本专门论述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书，他已粗读了一遍，看来对中国可能有点用处。
毛泽东高兴地说，他对这类书报有兴趣，希望出版后能先睹为快。
在相处的数日中，毛泽东认真查阅了利群书社经售的报刊品种、图书目录、重要书刊的发行数量、经营方法，了解了社员的例会内容，他们的学习、修养、生活，书社的工作条例、管理制度。他由衷地说：你们这个办法很好，既开展了新文化运动，又锻炼了人，很值得学习。
毛泽东和恽代英在日夜的叙谈中，发现有不少想法完全相同或极为相似。他们根据湘鄂两地的实际情况，制订了一个取长补短、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行动方案：
湖北方面大力加强利群书社对即将诞生的长沙文化书社的支援。为了促进文化书社顺利开张，恽代英愿作该社和北京、上海等报社、杂志社的业务关系，毛泽东指派新民学会留汉人员易礼容在此期间和利群书社同仁保持经常联系。湖南方面帮助湖北培养师资，利群书社在今年下半年可派几个青年到湖南省立一师去学习，在那里一面学习教育，一面加强两省青年运动的交流（10月间就派出了唐际盛、刘光起、卢斌等八人前往长沙）。
这期间，毛泽东听李书渠谈起，恽代英这次回汉，曾把尚志学会预支给他的翻译 《阶级争斗》的400元译稿费全部捐给了书社做活动资金，而他自己仍和普通社员过着同样的俭朴生活：每天开饭时，他端着一个粗碗，到厨房去盛米饭一碗、素菜一盘，找个僻静处吃完；饭后，不但涮洗自己的碗，还洗完大家的碟碗；每天按规定上班四小时，同样站柜台、卖书、记帐，从不缺勤，还照样按时间参加社员的日会、发言。这一切，毛泽东都看在眼里。他关切地问代英：
“我听说你丧偶后，至今仍过着独身生活，还有家庭负担。你是怎样处理自己的生活和家庭负担的呢？”
代英回答道：
“靠一点稿费。我学生时代就常常写点稿，用稿费贴补生活，现在仍然如此。我自己的出入帐单，都记在每天的日记上。”
“这样，你自己是不是过分清苦了？”
代英笑着说：“当今天的中国还是一座大地狱的时候，我不能一个人去找天堂。有光明处，就让别人先去。为了给更多的人寻求光明，我必须先走进黑暗！”
毛泽东钦敬地说：
“是的，是的，知难而进！处群就不能特殊化。我们有不少朋友，就是这样。我个人也是经常写稿，弄点稿费，安排集体生活中的个人生活。”
他俩又一次谈到深夜，分手时从卧房走出来，站在楼门口，看到对面楼上灯光通亮，人声杂沓，麻将声乒乒乓乓。毛泽东不禁问：“这里住的是哪个？”
代英说：“一个当代名人，武昌首义时的元老之一，孙武！”
毛泽东轻轻摇了摇头，叹息道：历史要翻到新的一页了。一些人在苦苦寻找民族出路，一些人已明显落后于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