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夏天，刚刚从巴西转道欧洲抵达香港的刘国钧的三儿子刘汉良，收到了父亲的亲笔信，催他赶紧回国。
刘汉�，刘汉栋对父亲的来信表示怀疑：共产党正全力以赴地要在大陆消灭阶级，尽管他们自认为是文明地改造资产阶级，但在港的资本家都不太相信，而更多的相信来自西方传闻。父亲一人在大陆，不知将如何面对这种对资产阶级的改造。“脱胎换骨”，“洗心涤肺”，听来有些恐怖，但这都是父亲在共产党的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中的词语，不知该作何解释。
足智多谋的刘汉�提出：以前的联络方案恐怕也被共产党知道了，红、黑、蓝墨水都不可靠，好在香港市面上有种绿色的圆珠笔，就派人专程将这笔捎给父亲，看父亲是否还要让汉良回国。
大家都一致叫好。
不出半个月，常州寄来一封父亲亲笔写的信，颜色是绿色的。
父命不可违。汉良踏上了回国的旅途。
但香港的儿女们仍难以理解：父亲这个资产阶极怎么就不怕“改造”？
1954年8月20日，刘汉良从香港回到了常州。
刘国钧和鞠秀英看到儿子归来，非常高兴。
汉良讲起爸爸给香港用的绿色的圆珠笔的信，鞠秀英直笑：“他呀，就觉得身边没有一个儿子，冷清。怕你在外国娶个高鼻子老婆，所以把你催回来。”
汉良笑道：爸爸，是这样吗？
刘国钧笑着说：“你妈拿你开心。我是想，你在国外留学、实习多年，该回国，为国家服务。”
刘国钧买来一大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头著作，让刘汉良在家里好好读书。开始汉良听刘国钧讲新中国成立后的新鲜事，不时也一惊一乍的，挺感兴趣的。可当抱起这些大部头著作，刘汉良确实为难：与他过去学习的东西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和理论体系，难以读懂。而整个常州他就只认得父母亲两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开始感到寂寞。
汉良实在无聊，提出要到苏州去玩玩。他记得：父亲在苏州买下的藕园，是一片幽雅、安静的好去处。
刘国钧告诉他：去苏州可以，但只能住亲戚家。
汉良不解地问：为何不可住藕园。
刘国钧笑着说：“藕园和其它花园，连同168间房子和几十亩土地，我全送给了国家。”
汉良不解地问母亲：“爸爸怎么把上海、常州、苏州的房子都送给国家了。”
鞠秀英笑着说：“他把工厂都给了国家，他说工厂是他的命，命都可以不要了，还会顾得上那些房子。”
“那些房子按共产党的规定也是可以留下来的嘛！”
“人家共产党也要他留一点。苏州的丝织厂将那笔房产作为投资记下来，可你爸爸坚决不肯，坚持要送。”
鞠秀英见儿子气恼，便认认真真地对儿子说：“回国后，我们就一直在琢磨共产党的政策，看来看去，就是一条：共产党不许个人发财！要只要能发国家的财，集体的财！所以，我们的思想适应新社会，就要主动消除过去的思想。按你爸爸的话说：“就是要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刘国钧走进田诚的办公室，郑重其事对田诚说：“董事长，我儿子汉良回来后，一直呆在家里。为了让他锻炼，是不是可以让他到工厂去当个实习生，学习学习。”
田诚立即表示：“那好啊，欢迎呀！像他这样喝过洋墨水的，我们还真的找不到呢！”
刘国钧说：“他学的是资本主义那一套，搞社会主义企业，他还一窍不通，不希望你们帮助，指导他。”
田诚爽快说：“那没问题！”
几天后，汉良被任命为大厂三厂副厂长。
刘国钧又去找田诚：“这个安排太高了，别人会以为他是大老板的少爷，照顾安排的，工作也不顺手。”
田诚对刘国钧说：“刘老，你放心，你是党委集体研究的，要他赶紧把灯芯搞起来。”
朱希武告诉他：“你老人家放心。现在好几个工厂都已经开始试验了。”
刘国钧高兴地说：“过去常州都是我们大成厂在技术上带头。现在，搞社会主义协作，也政治性局限于大成。大成的设备和技术资料，可以贡献出来。”
当晚，朱希武便带着工程师陈匡时来到了原大成二厂的师傅朱觉生家里：“朱师傅，刘老委托我们来看您。”说完，便谈起了抗战前试验灯芯的情况。临别时，朱觉生将大成厂当年试验的灯芯绒资料和国外产品样本一起交给他们。
朱希武又出面将大明厂的染整设备调到了灯芯绒试验中走在前面的九丰染织厂，使其转为绒布染整厂。
大成二厂当年跟高原学过割绒的徐巧友师傅被请到了割绒厂，解决了割绒技术问题。
一年后，朱希武兴奋地用电话向刘国钧汇报说：“刘老，在你的关心和倡导下，经过大家努力，尤其是陈匡时等技术人员的攻关，我们的灯芯绒已经生产出来了，产品质量完全可以和日本的比一比。”
电话中，传来刘国钧激动的声音；“好啊，好啊，盼了这么久，总算盼来了这一天啊！”
朱希武也噙着泪珠说：“我想起当年我们试制灯芯绒时的艰维，想起这几十年来您一直未了的心愿，此时此刻，我就想哭……”
那时刘国钧已携鞠秀英离开常州去了南京。1956年8月，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上，刘国钧当选为江苏省副省长。
当了副省长的刘国钧，依然对纺织一往情深。在试制灯芯绒的同时，他还想圆当年的毛纺梦。当初从加拿大弄加来毛纺织机，却因为国共内战没顾得上，现在到了该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他向江苏省工业厅厅长金文萍同志建议：“我还有一部毛纺机器，从加拿大进口的，闲放在上海的仓库里。我想，这是浪费，应当响应党关于增产节约的号召，物 尽其用，创设一个毛纺厂。”
金厅长很感兴趣：“你看放在哪里好？”
刘国钧建议说：“我曾去过南京纱厂，英国人原先在那儿搞过毛纺厂，还有5000个毛纺绽子。后来英国人搞不下去，就办成了蛋厂。我们可以把那些纺绽用起来。”
金厅长立即叫好。可心里却在嘀咕：这些机器是英国人的。这里面还有个外交关系的问题呀！于是，他告诉刘国钧：“刘老，你的建议很好。只是此事还有外交问题，必须报北京处理。”
刘国钧从工业厅出来后，又急火火地去找怡和蛋厂的经理。面对这位替英国人看守房子的何经理，刘国钧迫不及待地问：“你是中国人？”
何经理点了点头。
“那好，我知道你也是爱国的。你闲居几年，虽然有钱用，有房了住，但国家建设正在突飞猛进，你却不能为国家效力，心里一定很空虚、痛苦吧？”
何经理瞪大两眼看着刘国钧，喃喃地问道：“你怎么知道？”
刘国钧只笑了笑，继续说道：“除了你之外，厂里还有一批老工人也没做事，这是很大的浪费。”
何经理点点头，问道：“你有什么办法吗？”
刘国钧郑重地说：“我有一部毛纺织机，是从加拿大进口的，可与你们毛纺锭子合起来，再筹一点，就可以转动起来。你可以和工人、技术人员商量研究一下，恢复生产好不好？中国政府方面，由我负责，英国人方成由你负责商量，好吗？”
一个月后，何经理就兴高采烈地对刘国钧说：“工人都很高兴，催着我赶紧跟英国人联系。原以为英国人不会不同意。没想到，英国人考虑他们要向中国缴纳房地产税，又没有收益，便愿意以这些房产和机器抵了征的房产税和滞纳金，所以，这事就可以干了。”
刘国钧听后大喜，便去找金厅长汇报，金厅长听过后，依然慎重地说：“外交问题，要慎重。还是先报告外交部吧！”
刘国钧只好耐心等待。
但不久，金厅长又来电话通知刘国钧：怡和的机器可以动了，省政府决定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由你担任筹委会主任。
刘国钧不辱使命，便与技术人员一道，钻研毛纺技术。不久就开出了1000锭。接着，刘国钧又派人回上海，将那台80万元的毛纺机搬到南京来，不久，一个毛纺厂又在古城南京诞生了。
刘国钧宣布他在南京毛纺厂的投资和定息，全部增送给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