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刘国钧面临着如何去适应新的时代，作为一个长期“在商言商”、“在工言工”的资本家，他很快就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社会氛围。
当他来到北京开会时，黄炎培诚恳地说：“民建社会是我们工商界朋友的组织，参加组织后，多一些活动机会，有利于提高自己。”
刘国钧笑着说：“我再考虑考虑。”
回到上海后，他就没把这当回事。他觉得自己是办企业的人，参加政治组织弄不好出了政治问题，于自己的事业利。还是无党无派好。
可是，潘仰尧又找上门来，对刘国钧说：“黄主任来信问，你怎么对参加民主建国会的事儿一点反映都没有？”
刘国钧笑着说：“我这人一向对政治很糊涂，弄好不好出问题的，还是无党派的为好。”
潘仰尧摇摇头，说：“任老有些不开心了，你也知道，我们都是20多年的患难之交，还会给当你上吗？难道你连我们这些老朋友都不相信吗？”
刘国钧一听这话，立即解释说：“我确实没搞懂，办工业的人干吗要参与政治呢！”
潘仰尧耐心解释说：“说你糊涂，真是糊涂，现在是新中国了，都在共产党领导下，目标一致。民主建国会也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参加民主建国会，有利于接受 大家的帮助教育，有利于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经过这番劝说，刘国钧想通了，1951年3月，黄炎培南下无锡，刘国钧赶去会见，并在无锡加入民主建国会。他被指定为民主建国会常州筹备机构的负责人。
不久，全国各地开展了向抗美援朝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新成立的常州民主建国会支部组织工商业人士学习讨论，迅速统一了思想，一下子向国家捐献了12架飞机。而刘国钧的大成公司就捐了3架，刘国钧本人捐了2.65亿旧人民币。这次工商界在捐献过程中表现出热情令刘国钧感到吃惊，也从中看到了民主建国会组织的作用。
1951年冬天，“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对于从未经历过政治运动的刘国钧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首先是在上海召开了工代会。陈毅上台讲话，发动工人揭发资本家的不法行为。果然，抓住了一个典型：上海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骗取志愿军3亿元资金搞投机，然后将失效药品供应前线。资本家的唯利是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
1952年3月25日，陈毅在全市广播大会上宣布“五反”运动正式开始，告诫资本家老实交待自己罪行，选择自己的道路，并宣布全市16.34万个工商户，将按实际表现被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五类。
刘国钧听过文件传达后，心情非常沮丧。虽然他自认为没用过什么违法的事，但面对沸腾的群众运动，他着实有些紧张。
更紧张的是鞠秀英。听说勒令资本家要坦白交代，有的资本家竟自寻短见，便一直劝刘国钧要想得开。同时，还把家中的绸缎被换成了灰布被面，随晨准备刘国钧吃官司坐牢。
刘国钧是个倔脾气，认准了的事谁也压不服他。在劳资会议上，面对准备对资方进行揭发批评的工人们，刘国钧拍着桌吼道：“我刘国钧从没做过改头换面卖日本货赚钱的事，这是血口喷人！如果不信，可以调查。要把日本货改头换面，不是一个刘国钧能做的了的。请说这话的人把事实、人证、物证拿出来，不能这样随便诬蔑人！”
他这番吵架般的怒吼，弄得会议再也开不下去了。
中午，在厂里饭厅吃饭时，一个二十来岁的新工人冲到刘国钧面前，高声问他：“刘国钧，你还在这里吃饭，你吃的谁的饭？”
刘国钧一看对方是毛头小伙子，便耐心地说道：“你可还不太了解我！我是做事来的人，有几千人。我不是千手观音，必须有职员、工人工作，才能做这样大的事业。在这个大事业里吃饭，就是吃工人阶级的饭。但我可以不可以吃个人的饭呢？是可以的。我可以开一爿香烟店，一个人办，独脚戏，自己混碗饭吃是可能以的，但那样，对国家有什么用呢！我是在大成初创就参加工作的，非但工作在厂里，连住都在厂里，我虽说是吃工人阶级的饭，但也吃的不是现成饭。”年轻人被刘国钧说得无言以对，只顾自己吃饭。刘国钧却气得只咽下几口饭，便离去了。
刘国钧的抵触情绪，成为“五反”指挥部领导头疼的事：运动目的就是要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而刘国钧的抵触情绪不是“猖狂”又是什么呢？可这位倔强的老头舍弃了香港的优越生活条件回到常州，平时捐献都很积极，实在不是“反动资本家”，而是非常爱国企业的资本家。
“五反”指挥部的领导便找到刘国钧谈话，语重心长地说：“你怎么会在会上那么凶呢？这是群众运动！我们共产党的原则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后这样的情况多着呢，如果听了就生气，将来气多着呢！这样对身体不好，应当心胸放宽些，政府也不会因为这群众一两句话就处理你。”
这些话，刘国钧听来很新鲜，但他意识到了：自己过去在厂里说一不二的时代过去了。必须适应共产党的民主管理和群众运动。
抵触情绪消除后，刘国钧认认真真地写了一份5万多字的检查，从国内企业历史到国外和台湾、香港的情况，以及个人的一切，都写到了。并把这五万字的检查，分别送到“五反”指挥部、市党政领导和民主建国会组织。结果“五反”指挥部向检举刘国钧的工人们宣布：“你们检举刘国钧的问题都是鸡毛蒜皮，刘国钧自己坦白交代的问题比你们检举的问题在大得多！”
刘国钧经过半年的反复检查和同来互助小组的相互揭发检查，最后由“五反”指挥部和增产节约委员会批准核定：大成公司属于第一类型――守法户。
刘国钧终于经历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政治运动。他为共产党人对国家认真负责的清神的感动。资本家固然受到了冲击，但共产党人内部的反贪污更让人相信，共产党是廉洁奉公的。
因此，每当有同行为税收、统购统销、加工订货、发行认购公债而表示不满时，他总是乐呵呵的：共产党人把钱拿去也没装个人腰包，都用在国家建设上了。只要为了国家怎么样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