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生意人也得饱尝战乱的苦涩。
1941年12月，当日军正式向香港发起攻击时，刘国钧父子恰好在香港，有家难回，被困在一家小客栈中，凄厉的警报声，不停地在空中响起。每当警报响起时，刘国钧就拉着儿跑下楼，穿过一条街，到对面的防空洞中躲避。
这天，又是一阵凄厉的警报声响起。刘国钧正与同室居住的一位湖南人闲聊，听到警报声后，便向对街的防空洞跑去。正当他踏上对过马路的人行道时，一颗炮弹在他身后响起，刘国钧只觉得被人猛推一下，摔倒在路边几米远的地方。过了一回，当刘国钧缓过神来向身后一看，只见刚才炮弹落下的地方，正巧是那位湖南商人的落脚处，一摊鲜血渗溢在弹坑里。待警报过后，他迅速冲向这位湖南商人消失的地方，只见他那长衫撕成了无数碎片，血肉横飞，溅落在四周，有两颗牙齿，想到刚才谈话时，那口洁白的牙齿给自己留下的印象，不禁一阵昏眩涌起，跌倒在那血肉飞溅的墙边。
困在香港18天的刘国钧，终于等到了机会：日本人占领香港后，也不愿背个难民大包袱，于是，打出了“市民还乡”的口号，动员难民回农村去。
刘国钧与刘汉�等便挤进了难民回乡的行列。
1942年10月12日，刘国钧回到了阔别五年的常州。
下了车站，便看到一面日本旗在远处飘扬。他本来计划去大成一厂的，但想起来将过中山门，便问道：“中山门有日本兵吗？”
来接他的第一飞答道：“有的。”
“那我们就不去一厂了，去二厂。”
张一飞想起一厂的工人都准备迎接总经理，便劝说：“从中山门走，没事的。”
刘国钧摆摆手：“我不愿向日本人鞠躬点头。走！”说完，他就大步迈向铁路边的小路，向工厂走去。
二厂的围墙已坍塌的时，一只老鼠忽地从草丛中窜过。
刘国钧看着这片当年生气勃勃的厂区，如今已是草深没膝。他从坍塌的厂房走过，步履缓慢而沉重。
鞠秀英跟在刘国钧身后，什么话也不想说，寒风中一对泪眼闪着幽幽的光芒。
走过二厂门前，运河依危害汩汩东去。刘国钧默默上船，向这片废墟投去了最后一瞥。
一厂的热烈与二厂的萧索形成了很大反差。
一千多名员工在运河边等待他上岸。他在一片掌声中，踏进了厂区。
四年前，这片工厂也是一片萧条。战火中幸存的机器运去了上海，日本派来接管工厂的丰田纺织株式会社的代表看过后摇头，才免于被接收“军管”。不久，日军又通知，凡是不能开工的工厂，机器将全部没收为废铁回炉，留守的华笃安奋力组织抢修，终于以木炭引擎动力做牵引，开出了4000纱绽，使工厂免于“征用”之灾。
刘国钧从一厂“轰轰”开动的机器边一台一台地走过，不断地向工人表示 慰问和感谢。他从工人的热情中，看到了大成公司的复兴希望，心里就踏实，就兴奋。
“起来，把钞票拿出来！”
刘国钧从梦中惊起，揉了揉眼睛，才发现几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自己。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在梦里，使劲捏了一下自己的手，才知是真实的生活中，他面临着一场灾难。
“把钞票拿出来！”
刘国钧清醒多了，骂了起来：“你们这么笨，我从上海刚才常州，身上哪会带这钞票，要钞票到账房去拿”。
绑匪没想到被劫者还这样气势轩昂，骂道：“少噜嗦，跟我们走。”
刘国钧很镇静，起身穿好衣服，西装革履，十分潇洒。正准备走，刘国钧发现随时带的图章不见，便问绑匪：“把我的图章还给我。”
绑匪不耐烦地：“谁拿你的图章！”
刘国钧坚持说：“我没图章，你们要钱也拿不到。”
于是，另外一个绑匪从一个小包里取出图章，交给刘国钧。
刘国钧跟着他们走到门口，忽然想起还没跟鞠秀英告别，到时她一定很牵挂的，便停住脚，向绑匪说：“天气冷，我还得加一件衣服。”
绑匪一脸横肉，说：“你这老头怎么这么噜嗦。”
刘国钧上楼后，取了一件衬绒袍子，然后敲开鞠秀英的门。鞠秀英其实早已被吵醒了，心情十分紧张。刘国钧走来，将一枚图章交给她，说道：“有几位朋友请我走一趟，要耽搁几天才回来，图章交给你，再会！”
鞠秀英怔怔地望着丈夫那坦然的脸，心里紧张消去了许多。
走出厂区时，只见绑匪悄悄在沿路布满岗哨。夜班的机器仍在轰轰响着，刘国钧跟着绑匪上了桥。
刘国钧走到桥间，对绑匪说：“我是上了年纪的人，深更半夜，路又难走，要两个人挟着我走。”
绑匪无奈只得吩咐两个人搀着刘国钧走。
夜色中，他们架着刘国钧向乡间小路疾走。边走边向刘国钧谈条件：“我们是新四军。现在军饷缺乏，要请你帮帮忙。”
刘国钧听出对方是常州口音，便说：“你也别说你是什么新四军。我听出来了，你也是常州人。我在常州办了厂，许多人有了工厂和稳定的生活。我是常州的功臣，你们应当尊敬我。你们帮我绑来，明天来常州要为之震动，你们要在常州的名誉也要坏了！”
绑匪被他这一席话问住了，只得骂道：“你说话声音小一些！”
刘国钧问道：“你们要帮多少忙？”
绑匪头头说：“500万！”
刘国钧一听，笑了起来，“你们真是没有数，一个大成厂能值多少钱？可见你们不是新四军，如此没有分寸。”
绑匪头子说：“我参加新四军时间不长，总部在茅山。你既然有困难，就自己给个数吧！”
刘国钧说：“50万吧。”
绑匪骂道：“你这样不老实，我们只好把你送上茅山总部去！”
刘国钧又大笑起来，“那才好呢，我虽不曾掮过枪，但也稍懂兵法，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孙子兵法，我也懂，商场如战场嘛！上了茅山，我可以做个参谋！”
绑匪无言以对，只得干笑几声。
一片鱼肚白出现在东方。一条小船，悄悄停靠在芦苇荡边。
刘国钧被推上了小船。
绑匪显然算得很精确，必须在天亮之前，将刘国钧弄到湖中的小船上。
绑匪掏出一声黑布，要将刘国钧的眼睛蒙上。刘国钧说：“我眼蒙着黑布，让岸上人看见，报告日本人或警察，岂不更危险。”
绑匪一听此言，便说：“那你就到船舱。一进舱，发现张一飞、谢承祜也在舱里。显然，他们又饥又寒，蜷缩在一角。见刘国钧来，他们又惊又喜，谢承祜拉拉刘国钧的衣服说：”总经理，这帮绑匪凶神恶煞一般，你不能对他们那么凶哦！
刘国钧笑着说：“一飞、承祜，人生总要经过一番磨难的。孟夫子不是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磨其盘骨，砺其心志。我56岁才碰到此事，太晚了。你们年轻，碰到是运气，不要怕，我来了，你们更要紧张。”说完，便将自己带来的衬绒袍子盖在了张一飞身上。看得出来，张一飞在慌乱中匆匆被劫走的，身上只一袭单衣。
他们相互依偎着。落千丈
“承祜，你是学机械的，能不能叫你的同学到大成来工作。”
谢承祜感到很奇怪：现在身陷险境，总经理居然想了这件事，谢承祜答道：“同学是有，只是大成还不知会是什么样子呢？”
刘国钧说：“大成公司是垮不了的，等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还要大发展，要办一个铁工场，自己生产纺织印染机。我总琢磨，必须要自己造出先进的纺织机器来，不然，永远都是日本的徒弟，我上次去日本，看到丰田株式会社，那发展真快……
谢承祜打断了刘国钧的滔滔不绝不绝：“总经理，我们还是现实点，先想想怎么摆脱面前的险境，好吧？”
张一飞也叹了口气：“总经理什么时候都有在做梦，做发展之梦，可现在这窄小的船舱里，哪是做梦的地方。”
刘国钧摇摇头，说：“你们年青人遇事就急，急什么？绑匪不就是要钱吗？有我在，你们放心好了。”
船舱被打开了，听得有人喊：“请总理经。”
刘国钧从黑暗中爬进了光明。只见黄昏的太阳，将湖面染得一片金黄。四周全是大片的芦苇，小船就在芦苇的遮掩中。
昨晚上不曾看清的绑匪，现在都凶神恶煞般的站在船板上。
“500万，考虑得怎么样啊？”伸出五个硕壮的手指，说道。
“大了！”
“那就400万！”
“大了！”
“300万！”
“大了！”
“200万撑到底了！”
“大了！”
“他妈的！我们在前线抗日，你们掏几个臭钱还舍不得！你若再不点头，我枪毙你！”
刘国钧虽有些紧张，但口里仍不屈服：“好啊，打呀！”
绑匪头子把伸出的手枪套里一塞，“老子当兵十几年，没见过你这样的老油条！”然后，两眼凶光抵近刘国钧：“你真的就不怕死？”
刘国钧笑道：“你既然在军队混了十几年，难道不知道，一个人不怕死就什么都不在乎了。”
绑匪头子又收回凶焰：“你这人真是不简单，难怪你能发大财，这样吧，你说个数。”
刘国钧想了想：“50万吧！”
绑匪头子说：“太少，太少，100万！至少这个数。”
争来争去，谈下来是80万元。
刘国钧说：“要取钱，得有人先回去，把张一飞放了，让他回去筹款吧！”
张一飞走时，紧紧握住刘国钧的手。刘国钧轻声交待说：“让家里的人放心，不要惊动日本人。”
夜里，船舱里的刘国钧和谢承祜忽然被叫醒，说：“送你们回去！”
刘国钧与谢承祜走上船来，只见船已靠在一条小河边，从船头伸出四块竹子做的桥板。绑匪手一伸，说：“刘以理请！”
刘国钧一看这样，眉头一皱：“这样我不会走。”
绑匪说：“可以走的。”
刘国钧故意：“你走给看！”
绑匪果真从桥上健步如飞。
刘国钧仍然摇头：“你们会走，我不会走，你们两人搀着我走，前面一个，后面一个，我要抓住你们的手，不要你们抓住我的手。”
“为什么。”绑匪问道。
“我抓住你们的手，如果你们跌下河去，我可以把你们放了，我不跌下去，如果你抓不住我的手，你们跌下去，要拉我一同下河的。”
绑匪们笑了起来：“刘先生，你门槛真精！”
过完“桥”后，谢承祜想想刚才的那滑稽的一幕，问道：“总经理，你真的过不去那“桥”吗？
刘国钧笑说：“小时候我经常下河游泳，这样的桥哪能过不得，折腾你他们一下，摆罢财神爷的架子罢了！”
谢承祜也笑了起来。
梅龙坝，协原布厂。绑匪将从刘国钧身上抢得的戒指、手表又送还刘国钧，刘国钧摇摇头，说：“算我送给你们的吧！”
刘国钧怕身上还有这些值钱的东西，引来杀身之祸。
当他们跨进协源布厂大门时，天已蒙蒙亮了。
这儿是蒋盘发的发迹之地。如今，蒋盘发已去世，由他的儿子蒋鸣文接手。
刘国钧在蒋鸣文家里遇上了张一飞，喝了一碗粥后，刘国钧立即起身道：“这次我不能久留，得赶紧去戚墅堰，赶上常州开往上海的早车。”
说完，他们穿起蒋鸣文借来的农民的衣服，向车站走去。
谢承祜一碗粥还没喝完，就跟着刘国钧在通往车站的小路上疾走。边走边问刘国 钧：“为何这般紧急？”
刘国钧认真地说：“说不定常州的伪警察就要来乡下起肉票，到时又要敲诈一笔。”
当他们踏上站台时，从常州开来的火车就到了。果然，车上跳下几名穿黑衣的警察。刘国钧穿着农民的衣服，低着头，在他们下车后就上了火车。
大家上车后，不禁叹道：“刘总经事算得真准。”
刘国钧却一脸悲怆地说：“我已经50多岁的人了，对中国的事情，都看透了。”
列车驶向上海站。刘靖基才将赎票经过向刘国钧详细汇报：
15日晚，刘靖基从上海赶到常州，正遇被匪徒释放的张一飞被工人们搀扶着回到厂里，大家才知道，总经理被扣押在�湖的鱼船上。刘靖基、何乃扬赶忙通知与匪首接触的管道，立即答应匪徒们的条件。于是，80万无法法币，将刘国钧等人赎出。
刘靖基还告诉刘国钧：“绑票的匪徒也查清了，是国民党江苏保安第九旅干的，为首的是副团长，叫薛红芳。”
刘国钧点点头，说：“我看他们就不像新四军！”
鞠秀英也在当晚，赶到了上海。
经过这和番磨难，鞠秀英仿佛有说不完的话，要向老伴倾吐。
她唠唠叨叨地叙说，使得刘国钧这次被感到了几分凶险和后怕。
“那天晚上，我听到外面有声音，就把电灯拉开，在床上坐起来，这时，就看到几个人把布扎在头，拿了手枪，叫我仍旧睡下去，并凶狠地问我有没有手表有没有戒指，我就把戒指、手表都给了他们。他们拿去后，我就穿好衣裳。过后，就听到你要衣裳、要帽子。过民一会儿，你又回来，把图章和市民证交给了我。你被他们绑走后，我听到外面已经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就跑到职员宿舍去喊救命，也不知力气从哪里来的，门上的门闩都被我撞断了。职员们听到喊声，就穿了了汗衫出来。跑到外面，看到何乃扬船在厂门口，昏过去了。
不一会儿，天亮了，一个浑身墨黑的人走了出来。认得的人都喊他联大。原来，这个茶房先生被吓坏了，躲进了大炉堂里，弄得一身墨黑，只剩二只眼珠是白的。张一飞的太太听到张一飞也绑去了，但他在路上赖着不走，就给绑匪拖了走，身上又只穿一件衬衣，以至拖得遍体鳞伤，拖到浦前镇，绑匪就把他丢在那儿了。他找到一家豆腐店烤火，又弄了碗豆浆喝，才回到厂里。
刘国钧笑着问：“你也急得地上打滚了吧！”
鞠秀英嘴一撇，说：“自从去年香港事变，人家都说你死了，我吓得哭了后，再没有什么双那次更让人担惊受怕的。这次，也算是习惯了吧！”
刘国钧叹口气，说：“是呀！人总摆脱不了烦恼的。穷有穷的苦恼，富有富的麻烦。早知今日，还不如就在生祠堂镇上瞎混，至少不让你如此担惊受怕。”
鞠秀英嗔了句：“你也吓怕了？”
刘国钧笑道：“本来在绑匪枪口下都不怕，回来听你一说，倒真有点后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