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9月，瞿秋白应《晨报》之聘，决定任该报特约通讯员，去苏俄考察采访。亲友们有人以为，瞿秋白以病弱之躯赴俄，无异“自趋绝地”，极力劝阻。瞿秋白决心已定，毅然表示“我入俄的志愿――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10月16日，瞿秋白、俞颂华、李宗武一行离京赴津，略事停留，辞别张太雷及亲友，于18日登车离津，踏上漫长的旅程。从天津到尔滨，一路上的种种景象对瞿秋白的刺激是深刻的；虽然东三省与关内地域相连，山水相接，同是中华民国的版图，但却是“走过三国的铁路，似乎经过了三国的边界；奉天是中日相混，长春、哈尔滨又是中、俄、日三国的复版彩画”。由于谢苗诺夫的白匪部队横梗在满洲里、赤塔之间，战事激烈，交通阻断，瞿秋白一行在哈尔滨停留50多天。瞿秋白利用这段时间，考察了哈尔滨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结论是：号称“东方莫斯科”的这个国际城市，真好像中国社会走向殖民地化的一个缩影。1920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瞿秋白应邀参加了在哈俄人的纪念会，他第一次听唱《国际歌》，感到“声浪雄壮得很”。会间，他同一位来自莫斯科的俄共产党谈了话。12月10日，离哈西北行，18日抵达苏俄远东共和国首府赤塔，在此停留半个月。瞿秋白和俞颂华先后访问了共和国总理兼外长、交通总长、粮食总长等要人。赤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送给瞿秋白许多书刊，使他了解了俄国共产党的理论。这时，他已认识到：“只有实际生活中可以学习，只有实际生活能教训人，只有实际生活能产生社会思想，――社会思想不过是副产物，是极粗的现象。”从枯寂的冥思苦索，步入活生生的现实社会，认识到生活之树是长青的，而理论是灰色的；只有从实际出发，才可能获得真知，摒弃教条式的理论束缚。这于刚踏入社会主义俄国大门的瞿秋白来说，无疑是一个可喜的开端。这时，他更感到此次赴俄的意义：“我的责任是在于：研究共产主义――此社会组织在人类文化上的价值，研究俄罗斯文化――人类文化之一部分，自旧文化进于新文化的出发点。”这位青年学子，已经把眼光从东方的出世主义，西方的人道主义，转向了一个时代的斗争中心――新兴的俄国正在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
1921年1月25日，瞿秋白一行抵达莫斯科。
在旅居俄国的两年里，瞿秋白进行了大量的考察、采访和写作。他访问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革命领袖、人民委员、老人、儿童，也接触过革命前的的地主、投机商、没落贵族和妓女等各种人物，了解了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宗教等各个领域的状况。他孜孜不倦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文件，深入思考，联系实际，从而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两年里，他写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本散文著作，被公认为中国新文学开创时期的优秀作品。它既是作者心弦的乐谱，又是现实社会的画稿。作者富的诗人的气质，常常用浓郁的诗情语言，表现他的深刻的思想哲理。他还写了《俄国文学史》、《俄国革命论》，叙述俄国文学发展历程，论述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
在苏俄期间，瞿秋白还写了几十篇通讯，分别在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单是在《晨报》上刊登的即约有40篇、16万字（邮寄中遗失20余篇）。其中《共产主义之人间化》、《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苏俄经济改造之新气象》、《苏俄国内商业之新发展》、《劳农政府内政外交之新局面》、《劳农政府治下之教育》、《知识阶段与劳农国家》、《劳农国家之经济前途》等文，对苏俄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报道。这对于中国人了解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很大的作用。
苏俄这时仍在初创时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现象，帝国主义干涉和内战造成的贫困和饥荒，资产阶级的捣乱，知识分子中的抱怨，农民中的怀疑甚至反抗，市民的宗教狂热，政府中的官僚主义，官员中的贪污受贿等等。如何看待这种缺陷和弊端呢？瞿秋白采取了实事求是的严肃的科学态度。他没有因为向往十月革命和信仰社会主义而把苏俄写成一片光明的极乐世界。他报道给人们的是苏俄的人间的、现实的共产主义，从而是可信的新的社会制度。他指出，实行共产主义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中国人应当用一用心”，“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