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春天，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着中国。在这存亡攸关的时刻，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从古城的四面八方汇集于天安门前，向中国和世界宣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
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爱国志士里，瞿秋白是其中的一员。他心头压抑着的火种，即刻同这一场爱国图存的反帝反封建的大火连接在一起，熊熊燃烧起来了，他是俄文专修馆同学公推的学生代表，率领同学参加了5月4日天安门前的示威游行和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壮举。5月5日北京各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6月，各校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组织大纲，宣布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瞿秋白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且作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担任学联评仪部的议员。评议部的职责是议决学联的重大事项，议员的产生以学校为单位，不论学校的人数多少，每校出评议员二人。学联成立后，立即积极设法营救被捕学生。接着，又投入挽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斗争。5月14日，北京政府被迫发表挽蔡指令，同时却下令挽留曾假意表示辞职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还下令镇压爱国学生。这就更加激起青年学生的反抗。北京学联决定从19日起，实行总罢课。
瞿秋白所代表的俄文专修馆和他的朋友郑振铎、耿济之、瞿菊农等所代表的汇文大学、铁路管理学校等，组成北京学联的一个单位。他们经常在一起开会，进行爱国活动。青年学生们在爱国救亡总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也有意见分歧。瞿秋白以阅历深，学识博，见解新见长，在年轻人中间显得“少年老成”。郑振铎后来回忆说：“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主要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出他的领导天才。”
在北京政府的严密控制下，瞿秋白和朋友们的活动越来越富于斗争性和隐蔽性。他们经常在夜晚开会，会前不引人注意地溜进会场，会散后又悄然离去。瞿秋白学会了机警地对付敌人，设法摆脱便衣警察的跟踪。
总罢课以后，瞿秋白率领俄文专修馆的同学，经常活跃在人烟稠密的商业区、游览区，开展讲演、抵制日货等活动。6月3日上午，北京20多所学校各派数百名学生上街讲演，瞿秋白和俄文专修馆同学也一起参加。反动当局出动大批军警驱散听讲群众，逮捕演讲的学生。当天，学生被捕者178人，瞿秋白也在其内，直到6月8日才被释放。
在反帝爱国运动的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两件事，无疑是振奋人心的。有些人却因此感到满足，失去了斗争的积极性。瞿秋白深感中国仍然处在危急存亡之秋。7月17日，他在北京《晨报》发表《不签安后之办法》，要求政府在外交中“须有手段，有眼光，勿再蹈……失败之覆辙”，“万勿再与日本订立自主丧主权之条约”。“中国国民唯有与日本人拼命。”
7月下旬，山东省发生军阀马良屠杀爱国人民的“马良祸鲁”事件，引起全国人民对便案的声援，要求取消山东戒严令、惩办马良。北京、天津、山东、唐山、山海关等地代表齐集于北京进行联合请愿。瞿秋白参加了这次斗争。8月23日上午他和各地代表在北京山东中学集合。下午3时，全体代表30余人一起到新华门，要求面见总统徐世昌。徐派警察头目敷衍，被代表们问得理屈词穷。4时许，京师警察厅竟将全体代表逮捕，拘入警厅。28日，又捕第二批请愿代表11人。在全国人民声计下，不得不在8月30日将被捕代表全部释放。
这是瞿秋白第二次被捕。由于劳累过度和狱中的恶劣条件，他出狱后竟至吐血，大病了几个月。表姐夫秦耐铭写信慰问他。他在复信中说：“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一回事！”
从《新社会》到《人道》
参加五四运动，在瞿秋白的人生道路和思想上，是一个新起点。他开始认识到，中国若要实现民族独立、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必须改弦更张，寻求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的指导。瞿秋白重新开始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探索。要各种思潮中，瞿秋白最初受改良主久，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受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影响，后来转向憧憬社会主义，然而是朦胧的。这一点，从瞿秋白参加编辑和撰稿的《新社会》旬刊（1919年11月1日――1920年5月1日）中可以找到明确的印证。
在《新社会》杂志的同仁里边，瞿秋白的写作是很勤奋的，每一期几乎都有他的文章。他为《新社会》所写的第一篇文章是《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他在文中大声疾呼，力图激发人们改造社会的热情。他说，中国人“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压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现势。”究竟怎样去适应世界的潮流？包括瞿秋白在内的《新社会》同仁，当时并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他们往往把思想改造当作社会政治变革的基础而提高到压倒一切的地位，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这种变革是经过革命进行的）机械地割裂开来，明显地带有改良色彩。
瞿秋白清醒地看到不平等观念（例如“君子”治“小人”的“君子小人主义”，或等级观念）所造成的危害。针对孔子“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的说教，他写道，请问：“君子小人，二三千年来，谁是爱的，谁是易使的？若是君子多爱人，小人多易使，何以翻开历史来，只见杀人，淫乱的故事？”这个一针见血的质问，显然是受到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的影响。瞿秋白希求以普遍的平等代替某一阶段的平等、某一地域的平等，即摒弃“君子小人主义。”“是求实现真正的民主，民治，民本的国家或世界。这是什么？这就是‘德谟克拉西’主义。”如何实现这种“普遍”呢？瞿秋白提出的措施包括到穷乡僻县去“实施教育”，实行“工学主义”，研究和传播科学知识等等。这些措施表明，瞿秋白当时思想所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种影响还集中表现在他的另一篇文章《智识是脏物》里。
在《智识是脏物》中，瞿秋白援引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观点，认为财产私有的是脏物，知识私有也是脏物。他认为废物。他认为废除知识私有制的方法，在主观上，则应“去实行泛劳动主义”。泛劳动主义强调人类的体力劳动对于社会人生的重要，反对不劳而食，有积极意义的一面。但以为人人参加体力劳动，不经过革命，就可以解决社会政治、人民生活和知识教育的根本问题，甚至可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差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差别――就完全不对了。
瞿秋白满怀济世之念，却痛感于救世无方。从上海烟厂每天作工16个小时的女工，到北京的人力车夫、帽子作坊的工人，以至江浙湖北农民的卖妻鬻子，他都想到了。他特别注意到中国农民问题，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业可以不注意么？要注意农业，农业劳动者的生活可以不注意么？”
当时，有一些对社会现实感到极度悲观失望的青年自杀身死，北京大学学生林德扬就是其中一个。林德扬曾经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一贯热心于国事，他的自杀成为轰动知识界的一件大事。瞿秋白为此写了评论文章《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自杀》和《社会运动的牺牲者》。他指出青年自杀，在于他们对社会现实认识不足，而把社会改造事业看得太容易，一遇挫折，便丧失信心，以至于悲观、失望、颓唐，走向自杀之路。觉醒了的青年，应该在困境奋斗中锻炼自己，林德扬的自杀，“就是他没有觉着困难中的乐趣”。自信自强，开朗乐观，这是瞿秋白对于精神境界的一种异于过去自我的新认识，并用来激励别人，是他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瞿秋白在探索社会人生的道德问题上，这时也找到了他自认为满意的答案。他指出社会现实诉罪恶源于“某种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造成国际间阴谋的政客，专横的武士，强暴的资本家，贪污的官吏”等等。在这里，瞿秋白把抽象的“人类之爱”搁在一边，而将主宰旧社会的官吏、资本家等作为社会罪恶之源加以鞭挞，并把他们的罪恶行为形成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制度。这样，瞿秋白对道德观的论证，就从批判意识形态范畴的道德观念延伸为对旧世界的诛伐。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瞿秋白加入其中，开始研究科学社会主义。4月以后，《新社会》第17、18、19号，连续刊出《劳动专号》，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罢工斗争，研究中国的劳动问题，指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资本家的雇佣劳动制度等等。瞿秋白发表《谁的利器》、《劳动的福音》、《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世界的新劳动节……中国的新劳动节》等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和消亡的学说。他指出，要创造新社会，必须实行“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他赞扬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倍倍尔“是实际的改革者”，表现了他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崇敬。深托尔斯主义影响的瞿秋白，这时已经认识到“托尔斯泰的学说，大概是消极的、破坏的、批评的性质居多，而积极的、建设的、讨论的性质较少”。托尔斯泰“想以模范的宣教改革社会”，这是“托尔斯泰的谬误”。人类的贫困和罪恶，不再是以“绝对的爱”作为“永久的固定的标准”，而是“因为资产阶段的掠夺”造成的。办有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根本改造，“才能消灭资产阶级的垄断‘尊荣’和‘精神的财产’”。这是瞿秋白对他自己曾经服膺的文化、教育救国论的否定和批判。
1920年5月，《新社会》被北洋政府查禁。8月，《人道》继起创刊，由基督教青年会给予资助，编辑工作仍由《新社会》原班人马负责。《人道》创刊号的基调是宣扬超阶级的人道主义。瞿秋白拓《人道》上只有一篇在《新社会》没有发表完的散语文诗《心的声音?（五）远！》。这首诗表现了作者对统治者的强烈憎恨，对劳苦人民的深切同情，不仅抒发了个人悲愤悒郁，也触及了社会问题的实质。《人道》固然是软弱的，但是在畜道横行的中国，人道却无法存在。在反动政府的压迫下，青年会不再提供经费，《人道》只出版了创刊号，便停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