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春，瞿秋白随堂兄纯白到达北京。闲居期间，他到沙滩北京大学文学院听过陈独秀、胡适的课。升学无钱，生活无着。瞿秋白只得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学习。瞿秋白学习用功，每考必列第一二名；作文几乎每次均油印传观，名遍校内，无人不晓。瞿秋白还坚持自修英文、法文，阅读哲学、社会科学书籍。他每天生活只有粗茶淡饭，冬天以夹衣蔽体，十分清苦。他每晚夜读往往到翌日凌晨二三点钟。身体积弱，不久，便染上肺病。
1917年夏，张勋拥兵入京，请出逊清小皇帝溥仪演了一出复辟丑剧。为躲避祸，纯白让秋白护送家眷到武汉；一个月后，他们又回到北京。这时的中国几乎完全成为日本卵翼下的段祺瑞皖系军阀的天下。段政权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横征暴敛。北京城里的新贵们欺激下，瞿秋白的人生观，由原来的“避世观”发展为“厌世观”。“渐渐的心灵现象起了变化。因研究国故感受兴趣，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
瞿秋白重视今经学的思想，渊源于清末的启蒙运动。龚自珍、魏源等启蒙思想家，擅长借今文经学这种讲“变”、讲“微言大义”的、比较灵活的说经形式来呼吁革新。这样，在百病丛生的封建末世，一向迎合时政的今文经学走上了讥刺时敝的道路。康有为集今文经学之大成，汲取了今文经学“因时制宜”的“变”的哲学，主张变法维新，赢得很大的社会声誉。瞿秋白中学时代嗜读康氏大弟子梁启超的著作，显然受这种革旧布新、去恶改良思潮的影响。
佛学禅宗对于人生哲理的思辨，也启发青年瞿秋白的思想。他为禅学哲理思辨的奥妙所吸引，以至陶醉其中，乐而忘返。他要做一个具有“菩萨行”的人。所谓“菩萨行”，不过是大乘佛教所说的大话狂话。它藐视小乘佛教只求自利，宣称自己是以利他为宗旨，要度尽一切有情（所有动物）使皆成佛，自己才由菩萨位进入佛位。对于佛学的这种说教，瞿秋白从哲理思辨的角度加以理解，并把它作为一种人生的理想和道德的规范加以接受，力求使其成为自我行动的准则。他的心境意绪是悲凉凄苦的，但是却不放弃自立和救世的信念，虽然这种信念是建筑在“文化救国”等改良主义的基础上。后来，瞿秋白的思想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他早年的“普渡众生”的某些良好愿望，也溶入了“共产”的大公无私之中。
瞿秋白“研究国故”，论经谈禅，都以“文化救国”为其直接目标，就是渴求以文化的普及，救治被统治者愚弄麻醉了的人民大众。这是1911年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从1915年《青年》杂志揭橥科学和民主两面启蒙运动，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觉醒起来。、
这种探索的精神，固然是极其宝贵的，但是一时很难看到效验。中国的“国民性”既之麻木、愚弱，而求通过思想启蒙运动，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觉醒起来。
这种探索的精神，固然是极其宝贵的，但是一时很难看到效验。中国的“国民性”既然主要是由于受到长期压迫剥削、侮辱和损害而造成的，它的根基在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不求经济和政治上的根本解决，希图孤立的解决精神上的疾患，当然是本末倒置。事实正是如此：1917年11月，俄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一个地跨欧亚的巨大邻邦的亿万民众获得了新生。同样是地大人多的中国，却仍然饱受苦难贫穷，而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年底，北洋军阀倾全力“计伐”孙中山依靠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的护法军政府；不久，西南军阀也排斥孙中山，护法运动失败。中国的政治又走到了死胡同。瞿秋白仍在堂兄家里寄宿吃饭。“当时吃的饭是我堂阿哥的。这寄生生涯，已经时时重新触动我社会问题的疑问――‘人与人之关系’的疑问。”可是，人生、社会的种种问题，从何处寻求满意的答案呢？
隆冬季节，连日大雪之后中，接下来是霏霏小雪，下个不停，天空阴霾如铅样的沉重，令人倍感怅惘；寒风掠过屋顶，在电线上刮出刺耳的啸声，街头行人稀疏，酒楼饭店的酒帘被风吹打得噼啪作响，徒增无尽的哀愁。瞿秋白走在北京街头，步履沉重，思绪却是翻腾不已。他无时不在追求人生社会问题的索解，然而只有这无法排遣的悒郁陪伴着他。
雪意凄其心惘然，
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
犹折梅花伴醉眠。
江南，童年，苦与乐，悲与欢，已如过眼云烟一去不返，然而却不曾忘却；以酒为友，寻求麻木，折梅为伴，高洁自许，也只是一种想象中的慰藉，一种在无限漫长的苦闷途程中的短暂的小驻，调子是颓唐的，愁苦的。
苦难深重的祖国，要求有作为的青年终归要走上革命的现实的道路，要求他认真地观察社会人生，深刻地揭露社会人生的罪恶，而不要让自己的心灵、想象躲到根本看不到前途和出路的苦思冥想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