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张太雷祖籍常州。
这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文渊薮的鱼米之乡。早在春秋时期，常州就属吴国延陵邑，汉代改称毗陵，从隋朝起名常州，有“中吴要辅”、“八邑名都”的美称。
张太雷的祖上，是常州有名的世家。高祖为清乾隆年间的太学生，事母至孝，兄弟友爱，时人仰慕，称张府为“仁让堂”。地方志上有传。
他的曾祖以经商致富，秉性仁厚，为赈灾捐赠了大量钱粮，朝迁奖以翰林院孔目衔。祖父是五品候选知府，祖母贤淑，精于书算，持家严谨，为人所敬。他父亲亮采虽为县邑痒生（秀才），但早已家道中落。只得长年寄居在操小手工业的岳父薛锦元家。
1889年6月17日，张太雷诞生在常州西门外西仓街薛天兴皮行的后院里。亮采望着十分壮硕、方颐广额的儿子，非常高兴，对妻子薛氏说：“此子相貌不凡，也许我们家运就应在他身上了。《周易》曰‘否极泰来’，为他取字泰来吧！”
薛氏微笑着点点头，深情地儿子紧紧抱在怀里。亮采又按族谱为新生儿取名张曾让。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连年不断。慈禧皇太后摄政，清王朝腐朽透顶，摇摇欲坠。1898年，清廷残酷地镇压了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戊戍变法。不甘屈辱的中国人民又兴起了波澜壮阔的义和团运动，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在中外反动势力的打击下，这次革命又被绞杀了。1901年，按照慈禧“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旨意，清朝统治者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神州大地进一步地沦入黑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这时，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张太雷一家也不例外。亮采为了养家糊口，恳请担任江西萍乡煤矿总内的堂兄张绍曾介绍，在安源煤矿洗煤台谋了一个文牍的职位，带领全家千里迢迢迁居萍乡。
一家人风餐露宿，历尽艰辛，好不容易才到了矿上。这里的天，这里的地，到处灰蒙蒙，黑乎乎，一片肮脏、破落的景象。太雷家屋处不远处就是矿区，每日天不亮就听到阵阵沉重杂乱的脚步声，矿工们开始下井了。直到明月升起，太雷才看到一群群浑身黑灰，只剩下两个眼白的“煤黑子”，疲惫不堪地在路上踟蹰。
“爸爸，他们都是干什么的？”小太雷天真而疑惑地问父亲。
“唉，他们都是挖煤的。”亮采轻轻叹息着回答。
饭后，父子坐在小院中，篱笆上的青藤和野草花散发着阵阵原野的清香。亮采慈爱地搂着小太雷，指着繁星点噗的夜空说：“你看，那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曾经是地上的一位英雄。”
“真的？爸爸你快讲！”小太雷睁大眼睛，性急地催着父亲。
亮采，这位饱学而失意的秀才，就常常在夜里和风中，娓娓动听地讲起了中国历史上的伟人，特别是常州的名士。
力拨山、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他率领的江东八千子弟兵中，常州人占三分之一，个个英勇无比。
隋炀帝荒淫无道，是常州人管崇揭竿而起，推动了轰轰烈烈的隋末农民大起义。
南宋建炎四年，金兵气势汹汹挥师南下，岳飞派儿子岳云迎敌于常州，首战告捷。可是，腐败的南宋小王朝终于走向了末路，元兵进逼，姚〓率领常州民军奋勇血战了半年，迫使元军三易主帅，不能前进。元朝南征的统帅伯颜暴跳如雷，立马遥望城中惊呼：“常州，纸城铁人也！”
明朝唐荆川，文武双全，亲督水师在海上痛击来犯的倭寇，成为常州一带人人传达室诵的民族英雄。
明末首倡“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著名对联的东林党人，大多是常州的志士……
小太雷听得全神贯注，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英雄故事都深深印进了他的脑海中。
父亲还手把手地教他识字，读诗文练书法。常常在清朗的黎明和金色的黄昏，亮采踱着方步，吟哦那些传诵古今的佳作，一边给小太雷讲解。小太雷聚精会神，听得津津有味，很快就能背诵和领悟。儿子的聪慧，慰藉了父亲那颗孤苦的心。
亮采是位心地善良的书生，他同情不幸的矿工们，常带儿子去矿工家串门。小太雷亲眼目睹了他们悲惨的生活。那些可怕的情景深深震憾了他幼小的心灵，他感到不能理解而愤愤不平。
就在太雷8岁的时候，噩运降临了，张亮采因急病在湖南醴陵溘然长逝，只活了37岁。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最后，薛氏靠亲友的资助，带着太雷姐弟好不容易才扶柩回到常州。
父亲草草下葬后，薛氏为了生计到城内青果巷贞和堂张绍曾家帮佣。太雷和姐姐无处安身，只好暂住在南门外张家坟堂的小屋里。家庭的变故使小太雷一下子懂得了许多。白天，姐俩出外打柴，干各种杂活儿。晚上，因无油点灯太雷只得凑着灶火的微光，捧书苦读。他们常常只能以粥充饥，甚至于饿肚子。
母亲的工钱仍然不够全家人糊口，薛氏挂念孩子，不久，带太雷姐弟又回到娘家。亲戚们怜惜这个懂事的苦孩子，帮助他上了西郊小学堂。由于天资聪颖，成绩优异，他直接就读二年级。
在学校，由于他性格活泼，大胆机敏，爱憎分明，好打不平，很快便成为孩子王。校长马次立早就注意到这个衣衫破旧却门门功课名列前茅，还能写一笔出色的赵体字的孩子。他觉得张太雷将来一定会有出息，有可能成为复兴中华的栋梁之材，所以，给他取了个学名“张复”。从此，这个名字一直伴随张太雷到中学。
每天放学，太雷都要帮母亲做家务。一到开饭，他总是先盛出一碗递给母亲。薛氏不吃饱，他不肯动筷子。逢年过节有一点菜，他也要先让母亲。他从不向母亲索要新衣服、新书包等东西，只是刻苦读书，默默地为母亲分劳。在课余，他喜欢博览群书，还把其中有趣的段落细细地讲给姐姐听。
1911年夏天，张太雷以优秀的成绩从西郊小学毕业，顺利考入常州府中学堂。
这所公立学校创办于1907年，建在东门玉梅桥南护国寺遗址。前有清流，经罗汉桥曲折入运河。学生们常在河中泛舟嬉戏。
校长屠元博曾留学日本，是同盟会会员。他联络教职员朱稚竹、吴山秀等组成了秘密反清团体。他们经常向学生灌输孙中山、章太炎的民主爱国思想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秋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的英勇事迹，使学校上下，风气一新。
在这样的环境里，张在雷如饥似渴地追求新思想、新知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他都认真研读过，对中国历史上的先贤，更是充满了崇仰之心，立志工大后要效法先辈，拯救沉沦中的中国。他曾一口气读完了邹容的《革命军》，连吃晚饭都忘了，书中慷慨激昂的言词使他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息，顿悟“世道如此不公，就是应该革命”的道理。除了苦学文化知识、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军事操练外，还爱好踢足球、打乒乓球，经常在浪木、单杠、天桥上锻炼身体。他兴趣广泛，涉猎棋类、书法、诗词等多种领域，尤其擅长英语，积累了广博的知识，为他以后投身社会从事革命事业，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武昌首义成功的消息传到常州，整个校园都沸腾了。张太雷和同窗好友瞿秋白等人带头剪去了象征封建奴性的辫子，并和同学兴高采烈的高呼“共和万岁！”等口号上街游行，进行革命宣传。
然而不久，这些新党人士争权夺利，挂羊头卖狗肉的行径，使张太富深感困惑和不满。他又钻进了图书馆，埋首《申报》、《仁学》等进步报刊，往往读得废寝忘食，还经常与瞿秋白等好友深入探讨，成为图书馆里走得最晚的学生之一。
1915年，袁世凯接受了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全国舆论大哗。张太雷在校园里对同学们愤怒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是要独占中国，灭亡中国！而袁世凯为了当皇帝，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我们决不做亡国奴，坚决反对二十一条！”
他还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如果发现哪位同学误购了日本生产的商品，就恧耐心地讲同仇敌忾、一致对日的道理，务要劝其退换。并且多次到街上演讲，宣传反日反袁。
张太雷和瞿秋白等热血青年，课余经常流连于风景秀丽的红梅阁、舣舟亭和文笔塔，讨论时事，指点江山，畅抒胸臆。张太雷以战国时的冯欢自期，别号“长铗”，希望如一柄利剑，刺向黑暗的社会；瞿秋白酷爱梅红耐寒，霜白高洁，取字“铁梅”。从那时起，他们就结下了终身不渝的革命情谊。
这时，屠元博已离开学校，继任的校长扼杀新思潮，对学生管教刻板、严厉。于是，张太雷等进步学生就成为校方的眼中钉。不久，由于抗议学校无理开除学生，校方贴出布告说：“张复、瞿爽素行不谨，如不悔改，下期毋庸来校。”
张太雷不堪无辜受辱，愤然离校。
堂伯张绍曾看中了聪明能干的张太雷，要他去自家钱庄做事。这在当时是令人眼红的“金饭碗”。张太雷却断然拒绝说：“我最恨铜臭气十足的人，最不愿做铜臭气的事！”他毅然与同学一块儿去上海，准备投考北京大学预科。
很快，张太雷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录取。欣喜之余，不免踌躇。因为北大学制长，费用昂贵。想到憔悴、辛劳的母亲，拮据的家境，他未入北大就读。
1915年冬天，张太雷又报考了天津北洋大学法科预备班，希望毕业后成为律师，为劳苦大众伸张正主义。天津北洋大学是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的国立大学，校址原在天津大营门外梁家园村。八国联军侵华时被占为德国兵营，学校只好迁到城北八里西沽村。这里有全国首屈一指的图书馆，教员除了国文外聘请的都是外国学者，上课一律用英文，学生淘汰率超过三分之一，而且收费低廉，它以质量高、对学生要求严格驰名中外，许多有志青年都以能考入这所大学为荣。
这次虽然报名者十分踊跃，但法科预备班只录取了26名学生。半年后能升入本科的只有16名，张太雷是其中佼佼者。
在大学里，张太雷仍然是众人瞩目的好学生，又是绿茵场上的体育明星。这时，他正处于人生的转折点。俄国十月革命使他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当他读了李大钊的文章后，更感到这才是中国的出路。从此，张太雷孜孜不倦地研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世界观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当时，北洋大学出了两个名噪一时的学生――王宠惠、王正廷，号称“二王”。他们毕业后当了律师，办案中结识了不少权贵，很快就挤入富有阶层；后来又参与政事，成为政府的显要人物。对于这样的校友，不少同学十分艳羡，把他们当作自己奋斗的目标。张太雷却对他们非常鄙夷，他告诉挚友：“做人要整个儿改，我以后不到上海当律师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走十月革命的路，才能救中国！”
不久他把名字改为太雷，希望自己像长空霹雳，振聋发聩，摧枯拉朽，猛击腐败的旧制度。
他与谌小岑等进步青年往来密切，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1918年5月，留日学生反对段祺瑞与日本签订卖国协定，纷纷罢课回国。京津学生发起大规模示威请愿运动，张太雷被推选为北洋大学的代表之一，又结识了马骏、郭隆真、许德珩等一批优秀青年。
同时，他一边学习，一边在美国进步教授福克斯办的《华北明星报》当编辑，还兼做家教，半工半读，没有用过家里一分钱。
薛氏日见衰老，惟一挂心的是让独子早日完婚。可是张太雷一心只想读书、革命，根本不愿提及此事。但母亲一再痛陈心血，敦促他及早成婚。为了体裁恤半生不幸的老人，张太雷思之再三，终于点头应允。
女方是常州南乡人，叫陆静华。从小父母双亡，跟随叔父、婶母生活。伶仃的身世，使陆静华过早地成熟，养成了寡言内向、外柔内刚的性格。婶母按照当时的风俗给她裹脚，纤弱的静华咬紧牙关，忍受着这种非人的折磨。但等婶母一走开，她就用手拼命撕开了紧裹的布条。不管遭受怎样的责罚，陆静华总是一声不吭，却坚决保住了一双天足。
光阴荏苒，转瞬间20岁的陆静华出落得亭亭玉立，文静温柔。她粗通文墨、精于女红，粗细活地样样都行，是周围有名巧姑娘。叔叔长年在外做事，耽误了静华的婚姻。这时，正好人有来替张太雷说媒，他们马上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1918年暑假，张太雷回到常州。母亲笑得合不拢嘴，说道：“儿啊，我已找到了你姐姐泰临的婆家，在清凉寺附近租到了两间房，我们总算要有自己的家了！”
婚礼按当地的风俗简单地举行了，一顶小轿把陆静华接到南门外子和里3号。这儿后临运河，对面不远是古老的清凉寺，旁边有一座废弃的土地庙，周围没有几户人家。日落黄昏后，行人绝迹，野狗四窜，非常荒僻。
洞房也极简陋，一床一桌一柜而已。从此，一个风华正茂、才学过人的年轻学子，和一位端庄秀丽、温柔贤惠的姑娘结成终身伴侣，有了自己温馨的小家。
五四运动爆发后，张太雷是天津的学生代表之一。北洋大学积极声援北京的爱国学生运动，除了罢课、集会、游行示威、通电政府外，还组织了44个演讲团，深入杨柳青、塘沽等方圆数十里的地方，向群众宣传“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张太雷带领第二演讲团在塘沽的演说非常成功，有人为他们搬椅子，大妈、大嫂主动送上茶水，周围的群众纷纷动容地说：“先生们讲的话真对，外国人如此欺侮我们，就是因为政府黑暗腐败。大家再不觉悟，国家就要亡了！如果先生一个月能来讲一次，让大家永远不忘记才好！”
一直到日头偏西，张太雷和团员们才回到火车站。他看见站内有不少旅客，又带头开始演讲。人们顿时把他围得水泄不通，直到张太雷等人登车离去，还久久不肯散开。
由于演说出色，张太雷被选为演讲委员会筹备委员。
6月5日，为抗议北洋政府拘捕北京学生，张太雷参加了在南开大学操场举行的声援北京学生的集会。上午10点钟，北洋大学全体同学迈着整齐的步伐，去参加市学联组织的“宣誓大典”，成千上万的青年异口同声地发出了“誓保国土、誓挽国权、誓雪国耻、誓除国贼、誓共安危”等六项誓言。会后，学生们冲破了军警的防线，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队伍包围了省公署，要求政府做出承诺。
6月6日，反动当局派出大批武装警察封锁了北洋大学，禁止学生自由出入校门。校园里顿时群情激愤，张太雷参加了学生会晚上8时召开的紧急大会，会议决定，第二天全校同学集体突围出校演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6月7日上午10点，当张太雷和同学们列队出发到学校大门口时，只见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不许学生走出校门一步。张太雷和同学们奋臂高呼口号，与军警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反动当局闻讯又增派步兵、马队二三百人将北洋大学层层包围。新闻记者愤而年披露曰：“不意人文荟萃之府， 一变而为狴犴之地！”
但是，张太雷和北洋大学的同学们并没有屈服，他们继续进行斗争，又参加了天津各界群众两万多人在河北公园召开的“公民大会”。北洋大学专门设立了一个演讲台，由同学轮流进行专题演讲。大会通过决议，坚决要求北京政府惩办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会后，又兴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张太雷积极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他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天津界联合会与天津学生联合会密切合作成立的抵制日货委员会。他和同学们一起不辞辛劳，去巡视店铺，对货物的商标、包装、品种等逐项检查，决不让日货从眼皮底下溜走。有时到了深夜，他还提着煤油灯，进入货仓进行突击检验。
当时，北京、天津、山东的学生代表到总统府请愿，要求严惩枪杀爱国学生和市民的济南镇守使兼四十七旅旅长马良。然而，反动的北京政府竟然逮捕了全体请愿代表。
消息传来，天津的同学们义愤填膺。张太雷被推选为天津代表之一，与其他学生一起冲破敌人的重重阻挠，绕道北戴河抵达北京。他们和北京学生代表一共2000多人向总统府和国务院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这些热血青年坚决表示：“愿舍身救国”，“即或不幸而亡，亦必令天下后世知大中华民国之亡，亡于政府非亡于人民也。”
8月30日，北京政府在广大群众的压力下，被迫释放了被捕的全体代表。
张太雷在那个急风暴雨的年代，接受了血与火的洗礼，通过火热的斗争，与李大钊（守常）、周恩来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毅然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张太雷经常在自修课上秘密翻译马列主义文献，并把它们偷偷带到北京大学，交给李大钊。在守常先生的指导下，他与邓中夏等深入长辛店的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办工人补习学校，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张太雷还深入浅出地给工人群众讲解应该如何组织起来反抗资本家剥削压迫的道理，深受欢迎。使这里的工人运动逐步从自发走向自觉，蓬勃开展起来。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一行来北京与李大钊会晤，张太雷担任了翻译。李大钊热情 欢迎苏俄来的客人，召集北京的进步人士围绕中国的出路问题，和他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最后，李大钊和维经斯基在北大红楼图书馆进行秘密会谈，张太雷也参加了。
维经斯基是位27岁的俄共（布）党员，文质彬彬，颇有学者风度。他根据苏俄罗斯经验和在中国的见闻，认为马上组建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还分析说：“北京是军阀统治的中心，又没有什么工业，工人阶级数量太小；广州工业也不发达，又是各派争斗的焦点，太引人注目；上海既是最大的工业中心，无产阶级众多、集中，又是先进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首先在那里建立党团组织，比较适宜。”
这些见解得到李大钊和张太雷的赞同。此前，李大钊曾经与陈独秀研究过建党问题，于是决定派张太雷陪同维经斯基去上海与陈独秀具体商谈。
这时，张太雷从北洋大学法科毕业了，因为忙于革命工作，他连毕业文凭都来不及回校领取。这份珍贵的文献至今仍保存在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的档案中。
维经斯基等人和张太雷很快去上海。陈独秀非常欢迎他们，组织上海各方人士与苏俄友人会谈，张太雷担任翻译。
为了工作方便，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张太雷全力协助他进行活动。这位共产国际的使者学问渊博，思想敏锐，热情奔放，谈论问题切实中肯，深受中国同志的欢迎。在酝酿筹建共产主义组织的过程中，一些心怀异志者和不坚定分子逐渐离去，剩下经陈独秀为首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于1920年8月，在上海老渔阳里二号成立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陈独秀派张国焘去向李大钊通报情况，告诉他上海党小组准备向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发展组织，希望李大钊马上建立北京党组织，再向天津、山东、山西、河南等在拓展，为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作好准备。
这时，上海云集了大批向往革命的进步青年，陈独秀委托俞秀松、张太雷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吸引其中最优秀的分子，作为党的后备军。张太雷在忙完组织党小组之后，又和俞秀松投入了建立团组织的活动。在他们的积极努力下，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于8月22日在上海渔阳里六号《新青年》编辑部诞生了。
这其间，张太雷还深入到工人区调理情况，组织活动，撰写文章，忙得不亦乐乎。很快，他应召北上参加了于10月成立的中共北京支部，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又受李大钊和北京支部委托，回天津筹建地方党、团组织。
张太雷做事一向雷厉风行，他回天津后马上与谌小岑等人商量建团事宜。在11月上旬的一个星期五，张太雷和谌小岑、胡维宪、吴南如以及津奉铁路局的两个青年职员共七人，在天津特别二区大马路（现河北区建国道91号）一家裁缝店楼上，正式成立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讨论并通过了由张太雷起草的《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大家一致推选张太雷任书记。
张太雷强调指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归中共北京支部领导，以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工人运动为目的，还提议要办一份报纸，作为团组织的舆论阵地。
在他的主持下，这份命名不《劳报》的四开版小报于1920年11月下旬出版了。
张太雷把共产国际分发来的小册子上的文章摘译刊登，内容主要是报道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还订阅天津、上海、北京的十几份报纸，把有关工人运动的新闻改编选登。同时，也登载一些国际上较大的工人运动的消息，以及形象地描绘长辛店、南口、唐山等地铁路工人生活状况的散文。在第四版上，还有一些文艺作品，主要是小说和诗歌，非常通俗、生动，既面向广大劳工，也在知识流传。
《劳报》虽小，色彩却十分鲜明，成为天津第一份宣传马列主义、苏俄和工人运动的报纸。张太雷还把《劳报》中的一些文章译成英文发往俄国，首次向世界比较完整地报道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状况。对此，当局十分恐慌。报纸出版才两星期，就被警察厅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禁止发行。
但是，第二天同样内容的报纸又活跃在街头巷尾，吸引着广大群众。只不过名字变成了《来报》。这是张太雷的主意，他说：“Labour（劳动）的译音，又意味着抛弃陈旧的过去，争取崭新的未来，我们要坚持干下去。”
由于张太雷等人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在天津地区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
12月底，在天津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张太雷担任书记。他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组织和发动工人，建立了唐山站分部，它的成员是津浦铁路这个最大车站的铁路修配厂的工人。由于唐山地区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这里有拥有2500名工人的京奉铁路修配厂；拥有2000名工人的启新洋灰厂和拥有14000名工人的开滦矿业公司的矿井。张太雷领导天津支部的同志深入工人群众，力求通过开办工人学校、工人俱乐部和建立各产业工业发起组的办法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阵地。除了党组织外，还建立了两个外围组织：五金工人小组和铁路工人小组。通过它们团结了相应的工会，不断教育工人群众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领导他们为维护阶级的利益而斗争。
在这期间，张太雷和党、团组织的成员经常集会，讨论工作。北京支部的同志有时也来参加。赵世炎、何孟雄路过天津时就出席过他们的例会，还谈了一些全国各地党、团组织活动的情况。
上海党小组出版了《共产党》期刊，每次都给天津寄200份，还有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天津党团组织的同志把这些分发到各个学校。由于在北洋大学引起了校方的注意，书刊被查禁了。但他们并没有停止工作。
不久，瞿秋白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到苏俄去，路过天津停留了两天。张太雷又见到了同窗好友，真是欣喜若狂，两人彻夜长谈，还回忆了不少中学时的趣事。第二天晚上，张太雷亲自把瞿秋白送上了火车，握手殷殷道别，自己很快也将奔向那早已向往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