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成公司成立后，聘请了全国著名的纺织工程师陆绍云来大成担任总工程师。在陆绍云的谋划下，公司破除封建包工头制，迅速走上了现代化管理之路。
为了与日本竞争，刘国钧再次前往日本考察。但这次日本的纺织厂对他们到来都非常冷漠和敌视。战争的火药味已经逼近。于是，他们匆匆决定中止访问，提前回国。
不久，“九一八”的枪声在北方响起了，他把自己的一腔义愤，都凝聚于笔端，写下了《土纱救国计划书》。
“此次暴日甘冒不韪，突以重兵占我东北，缴我军械，杀我军民，夺我财产，凶横暴悍，无所不用其极。如吾国应付不周，非惟亡国，实有灭种之虞。窃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经济绝交，义无反顾。但一旦实行以后，煤不敷用，工多失业，更兼洪水为灾，遍及十六省之广，嗷嗷哀鸿，达七千万之众。国钧在工言工，深觉欲谋补救，非恢复土纱，崇俭黜奢不为功。”
接着，他进一步阐述了纺土纱为灾民贫民谋生之计，也为避免工人失业，使得经营外货者有改业之门径。他还对纺土纱的成本和利益进行了仔细核算。他希望以此来对抗日本的经济侵略。
这篇文章在《武进商报》上刊登了。但全国上下都在忙于战争准备，没有人对这位“在工言工“的爱国者提出这一建议给予他所期望的回声。
陆绍云也对刘国钧的土纱御敌之计不以为然，但他却理解这位爱国者的一片痴心。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这位爱国实业家越来越显得激动，经常在厂部会议上厉声训人：“就凭这样的产品，还想跟本人去拼！别给中国人丢脸……”
他想：索绕心头已久的建议，该是向刘国钧提出的时候了。
陆绍云进言道：“这两年，全世界都处于经济衰退中，但唯独日本能增值增产。我在日本多年，了解他们。就我们目前与日本相竞争，必须实现纺织印染联营，首尾相应，一气呵成，才能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才有可能与日本人竞争。”
刘国钧点点头，沉静地说：“你的意思我明白。我在日本时，看到他们的生产组织，我就萌发过这个念头，但都被自己的私心给挡住了。”
陆绍云面带愧意地说：“我也知道广益工厂总经理费尽心血办起来的。目前效益很好，是总经理的一条可进退的生路。但是，为了国家工业的前途，为了大成的前途，我只能这样建议。当然，大主意还是您自己拿。”
1931年，围着烤火炉子，大成公司董事们聚集在一起，讨论公司的发展。刘国钧作完生产情况报告后，又郑重地对大家宣布：“我准备将广益染织厂合并归大成公司。”
顿时，一片掌声响起。
刘国钧在掌声中继续说道：“我做出这个决定，颇费踌躇。半年前，我从上海购得二台锅炉。一台为双铆，价格为三千元，一台为单铆，价格为二千元。当时，我就很难办：给广益双铆锅炉，有质好之嫌，给单铆的，也有价廉之嫌，一进真不知如何才好。因此，感到长久这样下去，必然不利于广益和大成，从日本回来，看日本的纺织企业都是纺织染成一条龙的企业。广益染织厂合并过来，我们就全能了。有利于跟日本人竞争，也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股东们再次报以热烈的掌声。他们认为，这是刘国钧对大成公司的又一贡献。
董事会一致通过：广益染织厂为大成二厂，原大成公司称大成二厂。
经估结算：大成二厂的资本额为50万元。大成公司的总资本达到了220万元。
大成公司，又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当十九路军忍撤通出上海时，一支雄赳赳的棉布大军正在进军上海。这支名为“征东牌”的棉布，商标上是一个雄赳赳气宇轩昂的薛仁贵，手执长戟、身披战袍。在这图标的下方，还印着一排汉字：“自纺、自织、自染、自印”，以证明这棉布完全是正宗国货。借着“一?二八”之后全国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这些棉布迅速冲向上海，冲向全国。
“重庆市场‘缺货’，急需调进。”
“双免牌绒布在广州畅销，各商号催纲频频。”
“征东牌色布在上海仍很抢手，各家报纸正大张旗鼓地宣传国货精品……”
刘国钧闻商则喜，闻官则避。按他的说法：“官场上总是好人输、坏人赢”，因 此对当官的应远避。但是，这回却避不了了。
由于“征东牌”迅速在大江南北叫响，引起了各方的注意。国民党武进县党部的人奉命来到大成公司，传达上峰旨意：“刘经理，‘征东牌’的政治含义过于刺激，恐怕有碍中日邦交。因此，县党部请贵公司考虑，是否可以更换商标。”
刘国钧皱眉头：“先生，你可知中国古典中有《隋唐演义》一书？”
来人一推眼镜，不屑一顾地回答道，“兄弟饱览群书，岂能不知《隋唐演义》！”
刘国钧不冷不热地说：“照先生刚才所说，是否应先将《隋唐演义》改掉，以免影响帮交。”
“那是一千多年前的事，那时日本还得向中国朝贡呢！”
刘国钧说：“那我们商标上的薛仁贵征东，身披武士袍甲，又有何借呢！”
来人干笑一声：“我们县党部也是从爱护大成出发，倘若将来引起外交事端，则先生恐怕难负其责。”
刘国钧愤怒地说：“我愿意承担全部责任。送客！”
在强大的日本纺织工业面前，刘国钧知道：自己东征的梦还十分遥远，必须加倍地努力地工作。
1934年初的一天，大成公司驻上海办事处向刘国钧送来几块日本新品的样本，并报告说，此种称为条绒的布，可以卖到丝织品的价格，沪上开始风行。刘国钧摸着这软绒绒、光亮亮的布，大不惊讶：“这是什么棉布与毛绒无异，真是巧夺天工。” 他立即找来陆绍云，问道：“这是什么布？”
陆绍云将样布取过来，看了看，又揉了揉，说了声：“Corduroy！”
刘国钧不解地问：“你说什么？”
陆绍云推了一下眼镜，说道：“英文，也就是灯芯绒？”
陆绍云边摇头边笑了起来：“日本这个国家，从来不发明什么，他们就是能学习，模仿人家。这种灯绒也不是什么新产品，它的问世，快有200年了。”
刘国钧大惑不解地问：“200年了，我这搞棉纺的都还不知道，真是孤陋寡闻了。”
陆绍云笑着说：“先生，这不能怪你。这种布最早诞生在法国，但那时非常昂贵，只有王宫贵族才穿它。不久，这种高贵的商品传到了英国和美国。因为有了英国人的纺织机器，才开始了大量生产。但直到上世纪下叶，由于德国人无与伦比的化学工业，生产出了丰富多彩的染料，才使得这种绒布有了更为广阔的市场。日本人很快就开始研究、模仿。我在日本学心的时候，他们对我们中国学生也采取保密的措施，不让我们具体了解这项技术，也不知其技术详情。听说最近日本人才开始规模的生产，实际上已能与英商相抗衡。”
刘国钧感叹道：“真是巧夺天工也。用棉布纺，卖绒布的价格，这中间的利润高得吓人，绍云，我们到日本去一趟。”
陆绍云点点头道：“是的，我看，下一步棉布的竞争热点肯定是灯芯绒，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
“长崎丸”经过20小时的航行，终于靠向长崎港。
刘国钧此次东渡日本，带上夫人鞠秀英、长子刘汉�、工程师陆绍云、总务华笃安。因为目标直奔灯芯绒和其它纺织新技术，因此，他接受上两次访日的教训，改换了自己名片上的头衔。他请上海的大祥布号写了介绍信，以该号董事兼批零售业务的身份偕夫人到日本考察。以日本人的唯利是图，他相信这样才能使对方放松戒备。
刘国钧来大阪，受到大阪纺织会社的热情欢迎。刘国钧的日程被安排得满满的，终日是参加、座谈。那一座座管理得井井有条的工厂，吸引着刘国钧的目光。刘国钧总是一道道工序看得十分仔细，令日方陪同人员感到惊奇：这样的布号老板真还没见过。但日本人又唯恐怠慢了这位中国大老板，不停地向这位大老板展示日本工厂之管理和产出的精良。话到兴头上，还把中国的纺织厂贬得一钱不值：“我们日本纺织事业，既须爷丈于国外之原棉，又须求销于国外之市场，往返周折，仍能获利，而中国本身产棉，自有市场，反要亏本，实在不可理解。”这是日本一位纺织老前辈的直言，刘国钧听得脸上直发烧，但却无言以对。
到东京的第二天，刘国钧发现日本商对他们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明显与大阪的热情产生了反差。原来，昨天参观东京的一家纺织厂时，一位在中国工作过的日本人认出了刘国钧。日本人的集体意识迅速发挥了作用，因此，各家厂商对刘国钧一行表示出冷淡和不合作。
刘国钧大为惊讶：“我怎么没看出那人来呢！”
“我们在明处，人家在观察我们呗！”
“那还有什么办法？”
陆绍云沉思了一下，说：“看来东京是看不成了，我再打听一下，看看其它的地方。”
陆绍云看日本报纸，发现东京到名古屋之间，有个叫淞滨市的地方，是生产灯芯绒的基地。获知这一消息，刘国钧立即悄然进入淞市，开始对这爿灯芯绒厂家进行实地考察。
淞滨市是由乡村集镇迅速发展起来的小城市，人口只有40万。日本灯芯绒加工业务的旺盛局面。小小淞滨市，随着灯芯绒打入世界市场而迅速发展起来，40万人口，居然拥有布机4万台，年出口货量达6000万元之多。站在淞滨市那栉鳞比的厂房面前，刘国钧感到一种浩浩马队正向自己开来的恐怖感：这儿集中的何止是成群的布机，而是赤裸裸的经济侵略部队；这儿的兴旺是建立在中国的纺织生产破产的基础上的。
淞滨市的日本厂商依然十分热情地向刘国钧介绍淞滨的灯芯绒生产水平。刘国钧则仔细地观看每一道工序，日有所见，夜必有所记。当离开淞滨市时，他的笔记本整理了这样一段速记：
“细绒挑割的工艺是：将坯布浸光四度烧碱液，捺起悬挂，自然干燥，使布面平爽，然后平幅紧绷架上，布面用刀划过，使组织松动，进行来回挑划，毕，检查，有破洞，从背后缝补。染整工艺，横竖刷联合刷筒烧毛，绳状松式水洗，回转甩干，染缸染色，再甩干，悬挂晾干，横竖刷后，上蜡联合机，拉幅，成品。”
他不仅默记下工序要点，还用高于原价20倍的价格买下了一把割绒刀。刘国钧相信：凭着这把割绒刀，一定能造出中国的第一块灯芯绒来。尽管日本厂家不卖刀给中国人，但刘国钧却买通了旅馆的侍者，将割绒刀买来，带回到中国。
中国武进，一定要追上是日本淞滨。
当他回武进，武进商会请他向工商界介绍访日的收获。刘国钧不善演讲，但他还是登上演讲台。尽管国内已是一片反日仇日的情绪，但回到国内，刘国钧却十分冷静地分析日本人取得的成就，他把他自己的思考毫元保留地奉献给了大家：
“我国天时地利皆比日本好上几倍，只有人事不及他，弄得如此糟糕，真可惜，如将政治改好，大家觉悟，一致对外，既知入超，应提倡国货，努力生产，养精蓄锐，复仇雪耻，易如反掌……日本是天然的穷苦地方，现在全仗人事做得好，人事总有衰败在绝对的冲突地位，有远见的日人，谈起总说日本以后必感生产过剩之痛，中国自造自用，有天然发达之势，非人力所能压制，……有人问我，中国纱布业希望否，可维持否，兄弟今天糊里糊涂公开的奉答一句，不要问别人，只要问自己成本减得轻否，紧缩能达到目的否，制造的货品合标准否，为大局计，对用人不重情面，以人才为主，岂有不可生存之理也，日人的身体是肉做的，不是钢铁的，与吾人一样，他们在中国开厂成本减得轻，而我们连这一点小事都学不会，社会上何必多我们为些工业人，来徒然消耗这个养命之源吃的白米饭碗。”
刘国钧的声音，淹没在一片持久而又热烈的掌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