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清以来，常州一直是全国著名的棉、布集散地。手工棉纺织业十分发达。
鸦片战争后，洋纱布厂开始大量涌入我国。“而中国之织妇机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万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中国民族工业获得了生机。
1916年春天，由蒋盘发、刘国钧、刘宝森等集资九万元组建成了“大轮纺织有限公司”。因布厂投资小，蒋盘发在家乡办的布厂又积累经验，因此，他们第一步办起了“大轮机器织布厂”，置木机160台、英国曼彻斯特机80台，最为值得骄傲的是引进了一台蒸气引擎，实现了动力牵引和铁机织布。这是常州现代纺织业的开始。
现代化的工厂办起来了，但对管理者来说，却是一次新的考验。刘国钧对商业已经很熟了，但对工业管理和现代纺织技术，还是门外汉。
尽管他身为协理，但他却虚心向工人，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
每天早晨，他按习惯起得很早，用一只布包，装上烧饼油条。中午就在厂里不回家了。
上班后，他请来原蒋盘发办的裕纶布厂的技术骨干，为他讲授电机带动铁机的原理，并认认真真地记下笔记。
草草吃过自带的烧饼油条，就算把中饭对付过去了。下午上班时，他便穿起工作服，在浆纱、穿棕、织布、整理等车间做帮手。一边做、一边记，很快就掌握了这些工序的工艺要求和特点。下班前，还要向工务长、领班、司务等人请教。
他把工厂当做了学校，他既是老板，又是学生，他成为合格的企业管理家的道路上迅跑。
但工厂毕竟还不是学校。新生的机器纺织厂须在残酷的竞争中立稳脚跟。为了开拓市场，大纶布厂确定生产市场上最为畅销的阔幅斜纹布。
蒋盘发取过试织的布，重重地叹了口气。
刘国钧问道：“蒋兄，你觉得是什么问题？”
蒋盘发无奈地说：“有人说我们买的机器不好，上人家的当了。”
刘国钧说：“这不可能。人家用得好好的。我看还是技术问题。”
斜纹布的生产卡壳了，工厂顿时显得空气紧张起来了。倘若斜纹布销不出去，布厂将面临厄运。
刘国钧终于忍住了，向蒋盘发进言道：“我去上海，把技术搞到手。”
蒋盘发深为年轻人的责任所感动，但不知怎么去学来技术，他叹了口气，道： “现在织纹布技术最好的是英商怡和纺织工厂，人家如何肯将这秘密示我？”
刘国钧坚定地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蒋盘发摇摇头：“你是协理，万一弄出事来，有失体面的。”
刘国钧却着急地说：“蒋经理，难道我们就这样看着工厂倒下去吗？”
蒋盘发无言，怔怔地望着刘国钧。
刘国钧乘火车，前往上海。
刘国钧通过熟人介绍，认识了怡和厂的一位李师傅，他让李师傅借给他一身号衣，带他混进厂里去。
李师傅颤抖着说：“要是给英国人发现了，可就不得了。”
刘国钧笑着说：“不会的。我们中国人一样的眼睛，鼻子，英国人哪分得清。”
经过再三劝说，李师傅总算应允下来了。
刘国钧脱下西服，换上工装，外套再套上一件怡和纺织厂的号衣，跟在进厂的工人后面，不慌不忙地混进了怡和厂的车间。
第一天平安无事。
第二天进展到第四道工序时，一名英国领班忽然对这张圆圆脸中国人发生了兴趣。当他断定这不是车间的工人时，就返身去叫厂警。
工人们发现英国领班领着大胡子印度厂警正向浆纱车间跑来，慌忙通知刘国钧逃跑。刘国在尖利的警哨声中，迅速跑出浆纱车间，来到厂墙下，一个鹞子翻身，便从围墙上翻出厂外，迅速跑向远方。
刘国钧险些被英国人抓住，但借给他号衣的李师傅却遭到毒打。
刘国钧当晚提着两只老母鸡、鸡蛋和其它营养品，看望李师傅。并对其家人说： “我刘国钧有饭吃，决不到你们。李师傅的所有医疗费用，由我负担，误工费用，也由我厂负担。”
半个月后李师傅伤愈，即到常州。并指着他身后带来的一位师傅，笑着对刘国钧说：“你要的东西，他会教你。”
刘国钧喜出望外地问道：“你是？”
那位师傅自我介绍说：“我叫毛毛。”说完，就围着机器转了几圈，回过头对刘国钧说：“回去睡觉吧。”
刘国钧失望地看看毛毛。但毛毛师傅笑了起来：说“包好”。
“真的。我回上海带回一个机器挑盘来。装上后，织出的斜纹布立即达到标准。毛毛告诉刘国钧：“厂里物料车间的工人都是中国人，听说是帮中国的工厂，都二话不说，就拿来了。”
两天后，他从上海带回一个机器挑盘来。装上后，织出的斜纹布立即达到标准。毛毛告诉刘国钧：“厂里物料车间的工人都是中国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哟！”
说完，刘国钧掏出2000元，酬谢这位师傅。毛毛摆摆手，说：“我不能要钱，我并不是卖给你们，是为了我们国家，我才给你们的。”
刘国钧感慨地仰天叹道：“我若不为中国人争过这口气，来生做个大王八！”
不久，刘国钧又解决了浆纱工序上的问题。挡在前进道路上的石头被搬掉了，大纶厂迅速在产量、质量上一跃而为同业第一。当年即盈利3000元，第二年又获纯利万元以上。
但不幸的是，大纶纺织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却因为成功而开始出现了内部权力之争。
导火线是从欧战结束的形势，刘国钧意料到一场新的工业竞争又将在中国展开。要想与外国资本抗争，必须集中资金，改装机器。大纶布厂尚有手拉木机160台，必须改成铁木机，而改造不但需要资金，而且还要停车。这种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引发了一场权力之争。
于是他援笔写道：
“国钧在大纶两年余，身为理协，主持生产，上秉董事和蒋经理之教育劬勉，下赖诸同仁之努力奋斗，布疋生产蒸蒸日上，历年已净盈利二万有余，深慰各股东这殷望。但任职以来，内部意见分歧，已不能安心尽职克举人和，实深不益公司事业，故国钧动议拆伙，各奔前程。”
刘国钧的《拆伙动议书》，像一颗炸弹，使得“大纶纺织有限公司”的董事会里乱作一团。
大纶公司正在蒸蒸日上地发展，大纶公司的股份赢利可观。股东们打都打不走，没人愿意拆股走人的仅仅一个刘国钧。
刘国钧却对朋友说：“我觉得在大纶厂，是我平生中最便宜的一笔交易，我在大纶学到了办厂的经验，股本全部收回，等于分文未花。我的目标是与日本人竞争，超过日本人！如果在大纶，我只是董事们赚钱的工具，决不可能实现我心中的目标。现在，我可以施展手脚脚，大干一场了。”
从常州第一流的机器纺织厂退出来后，刘国钧又回到土纱木机时代。
堂堂大纶机器织布厂的协理不当，却跌落到同母亲、妻子一起动手开作坊，令大纶的董事们和同行圈内人士哂笑和感叹不已。
但一年下来，广丰、广益厂却在刘国钧的精心管理下，站稳了脚跟，当年赢利3000元。刘国钧请来上海东铁工场的技师陈鉴清，将利润全部投入到设备改造上，产量立增七成。
仅靠这两个小厂的滚动发展，刘国钧感到太慢。于是，他发挥自己经营过土纱布的长处，组织起民间织户加工。在方圆百里的范围内，物色了十多个布庄，发配棉纱，以广益布厂的标准、品格约束各织户，按质量回收布疋。织户赚取了工资，布庄取得了佣金，刘国钧赚取了利润。无形中组织出一个设备、人员数量都相当可观的大工厂。
刘国钧的资金正在快速地向是翻滚，他靠这些土纱积聚着自己的力量。
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资本主义的机器恢复了生产后，落后的中国又成了帝国主义倾销商品的最好的市场。由于这些工业巨兽的鲸吞，棉花价格大幅上扬。而这些国家惊人的劳动生产率，又使得纱布价格下落。
刚刚上马的常州两大纱厂――常州纱厂、大纶纱厂，顿时都被陷入泥沼中。
1923年常州纱厂因亏损停产。支持纱厂的常州两天银行――商业和富华银行也同时被宣告破产。常州纱厂只得出租给无锡荣氏家族，以谋生路。
蒋盘发的大纶厂于1922年出现巨大亏损，求助于上海保大、久大两银号。蒋盘发情急之中乱投药，想靠棉花生意赚一笔救急，却不料生意亏本，雪上加霜，大纶厂被迫处于停产清理。
在如此险恶的经营环境中，刘国钧却稳驾飞舟，渡过急流险滩，企业效益连处上升。就在常州纺织业急转直下之时，刘国钧却把目光投向常州东门外，他将在那儿开办了广益二厂。
同业的朋友们都劝他：时下纺织市场险恶，常州这些工业界名人都纷纷落马，小兄弟不可过于逞强。
刘国钧笑笑说：“也许我这人运气特别好一点。”
其实，刘国钧的内心的底牌是：中国的纺织业在强大的外敌压迫下，必须走纺、织、染一条龙的经营之道，想靠单打一上规模，或许能降低成本，但一遇到战乱造成的交通阻滞或别人故意垄断市场、中断原料，就将置于被动。
由于他放眼世界，站在同行业的高度，受到同业人士的尊重。1929年，武进县商会国货推广委员会设调查股公推刘国钧为股长。他在会上作了一番演讲，当他讲完访日的感受后，特别指出：“略谓机器之革命，基于物质之革命。就本业而论，木机织布一丈，须工资一元六角，铁机织布则减半。于此可见物质之进步，实无可限量。中国若能以科学求进化，必能驾各国棉业而上之。据此，则推之他业亦然。中国工商，欲求进步，须注意下列两点：一、商人须对外竞争，不可老是对内竞争。 二、中国各工厂，应以科学之头脑，工人之身手，与世界竞争。”
这也可以看作是刘国钧的宣言。
刘国钧决定在广益二厂采用筒子纱。经过纱厂的配合，广益二厂试用筒子纱成功，在国内首创了以筒子纱代替头纱工艺。
这项改革迅速在全国推广开来，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经济效益。
在本世界大萧条的经济形势下，刘国钧把广丰、广益一厂收歇了，集中力量办好广益二厂。
而此时的盛广益二厂已经焕然一新：广益一厂并过来的筒子车、纡子车早已改成电动机牵引，从日本引进的铁制电动织机、浆纱机、漂布洗布机、烙烘车、40尺拉幅车等，都已进入广益二厂。四年之内，将广益二厂的值得骄傲的铁木织机全部换成了清一色的丰田自动织机。别说是常州第一流的纺织厂，就是与日本内的同类厂比，也并不逊色。
刘国钧站在广益二厂大车间的顶头，放眼那整齐、崭新的日本丰田自动织机，乐呵呵地笑了。
呵，这就是自己走出大纶所追求的梦啊！经过十年的奋斗，终于实现了。现在才可以说，我们与日本人的竞争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