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两月的筹备，上海图画美术学院于1913年1月28日
在《申报》上刊登招生广告，称：“专授各种法兰西图画及西法摄影照相、铜版等美术，并附属英文课。”2月正式开学上课，首期招生两个班，即绘画正科和选科。他们边教边学，相互研究，经常和学生一起到苏州河畔现场写生作画。不久，学院又添办速成班，校舍不够用，他们把图画美术学院迁到爱而近路(今安庆路)东首6号洋房，又决定增开函授部，8月7日，在报上刊出了广告。周湘不知出于何种心理，竟以中西图画学堂和图画专门学校校长名义，在《申报》上刊登《图画美术学院诸君鉴》一文。他在文中说：“贵院长及教员等曾受业本校，经鄙人之亲授，或两三月，或半年，故诸君之程度，鄙人无不悉，为学生尚不及格，遑论教人。今诸君另设贵院，与鄙人为旗鼓，其如误人子弟。呜呼，教育前途厄也。”
这是海粟所没有料及的。他和乌始光都惊异不已，他不相信此乃他的先生所为。而他创办图画美术学院，是在他的建议和鼓励下进行的，他怎么会在他事业刚刚取得一点成效时突然给他迎头一棒呢?他想不通，也不相信，就跑去找周湘，周湘却拒不相见。刘海粟这才确信系周湘所为。他气愤地跑了回来，凭着少年盛气，即刻拟了则通告，云：“顷阅《申报》，载有周湘告白一则，信口轻蔑，本院诸君深甚骇异。本院院长虽出自周门，而所聘教员，皆于画学根底甚深，并非周之门第，且本院学生成绩优美，在人耳目。周湘欲以无稽之言，一笔抹杀，抑何可笑。……本院除与周湘交涉外，特登报声明。”可周湘仍然不断在报上对其诋毁。涉世不深的海粟，却从这件事中明悟了很多人生道理，他虽只有18岁，但他非常聪明，他知道，不能只凭一时的意气用事，一未在报上打笔墨官司，那只能费心费力，于学院的发展不利，重要的是要集中精力把教学质量搞得好上加好。只要他们教出来的学生成绩优良，别人说什么也是枉然。他把他的想法诉诸于他的同仁们，经协商讨论后，一致同意他的意见，由他草拟了份通告，曰：“有名周湘者，以种种胡言告白，破坏本院名誉，经本院登报声明，以后周湘再有诬蔑之言，本校认为无声明之价值，当置之不理矣。”
在他们共同努力下，上海图画美术学院又有了新的发展，学生已有百名，校舍又不够用了。10月27日，他们又把学校迁到北四川路横浜桥南全福里7号。也就在这一年，朱屺瞻(增钧)、王济远、徐悲鸿，走进了他们学院，成为第二届西洋画科选科班学生。后来他们在艺坛上都成了赫赫名家。王济远毕业后留校任教，后任西画系主任和副校长，是海粟新兴艺术的坚定拥护者和支持者。
海粟一边刻苦自学，一边绞尽脑汁扩展美术教育事业，他们不仅开办函授，还仿效欧美各国发展美术教育手段，开办了半夜炭像速成科(夜校)，让那些想学美术而没有时间的好学之士可以利用闲暇来学习。他们还想方设法吸收人才，师资队伍日趋雄厚。很多著名的画家都加入了他们的教授行列。他们的校址一迁再迁，又迁至海宁路10号。他们的队伍在不断发展壮大，陈晓江、滕固、张书新、张弦、萧龙士、吴弗之、李可染……新生一批又一批纷至沓来。他思才如渴，仍不满足，有一天，他听说新舞台出现了奇妙的背景画，就慕名前往。他被舞台上的布景、灯光、效果吸引了，那是他从未见过的舞台景象：天上的雷电雨雪，海上的浪涛飞舟，声影交融。李吉瑞《独木关》的山神庙前，有了自升自落的月亮；《洛阳桥》下鱼龙悠游戏水；《斗牛宫》里闪烁着奇妙的星辰。他看完戏，就去后台打听这奇妙布景的设计者。当他得知它出自张聿光先生之手，立即就找到张先生说：“海粟佩服先生的独创和奇思妙想，没有想象就没有艺术，我想请先生出任我们图画美术学院的校长，我自愿降为先生的副职，作先生的助手。恳请先生能接受我的请求。”接着他就宣传起他们的办学主张，“我的办学目的，一为研究高深美术，培养专门人才，表现个人高尚人格，发展民族文化；二为选拔实施美术教育人才，培养、表现国人高尚人格，指导社会文化；三为造就工艺美术人才，改进工业，增进国人美的趣味。”他越说越激动，“张先生，我拥护、赞赏蔡元培先生的‘注重道德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完成其道德’的美学思想，我曾在报上呼喊‘美术就是人生’，我还高喊‘高尚艺术才是人类文化的象征。’却和者寂然。我并不气馁，我相信新生终将取代腐朽，新兴的美术必将导致艺术复兴。我倾慕先生的艺术功力，有你助我，必将使我们的教学质量迅猛提高。”张聿光被他强烈的情感打动了，他毅然放弃了新舞台优厚的经济待遇，接受图画美术学院的校长职位。但他们合作的时间没几年，后来因艺术观点的分岐，还是分道扬镳了。